"衣俊卿“满嘴马列”和薄熙来“三个对不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出事后，广大网民大吃一惊，义愤填膺。要知道中央编译局乃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研究经费最充足的马列主义研究机构。那里汇集了全世界的顶级马列主义权威，而衣俊卿局长是我国的马列主义顶级权威中的权威。这样的世界一流的马列专家也玩女人，而且玩了女人，穿上裤子后居然还收那女人的钱，几万几万的收，这还不如旧时代国民党——当年臭名昭着的杨森、马步芳等军阀每到一处就寻欢作乐，但每次嫖完了女人后还是给女人一些钱的，从不打白条，白嫖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更没听说过嫖完了反倒拿女人钱这种事情。这样的怪事，过去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

都说官场代有淫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但衣俊卿这样的连嫖带捞，连卖淫女的钱都要拿的淫官还是头一次听说。而且他玩的女人也是我国的为数不多的马列主义顶级学者之一，据说还不止一个，每一个都是貌若天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搞了半天，这世界顶级的马列主义研究机构，原来是个大淫窟！

但很多人仔细了解这件事的原委后，对衣俊卿就不那么反感了，反而越加肃然起敬。因为很多人也是学过马列主义的，但那只是学了个皮毛，并没有学到精髓。他们重温马列主义的发展史，细探了那几个伟人的光辉业绩，发现玩女人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马列的特点之一。

中国人很久以前有“富贵不能淫”这种说法，但在马列主义中没有这一套老皇历。淫，也是马列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导师马克思结婚后，和他的佣人海伦私通，生了一个私生子。列宁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光辉业绩，他生前曾和多个女人鬼混，染上了梅毒。据说列宁的梅毒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这梅毒居然改写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多么神奇！

不知是不是受了马克思包二奶的启发，伟大导师恩格斯给后人留下了一篇巨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那本书的第二章“家庭”中他引用摩尔根的话：“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迄今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专偶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着，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进一步完善，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果专偶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也无法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

恩格斯上面那段话深奥难懂。说浅显一点就是现在这种一夫一妻的家庭（专偶制）只不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一夫一妻制未必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重温了恩格斯的原著后，联系起衣俊卿局长和常艳博士开房17次那件事，原来他们是在按照伟人的指示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打破一夫一妻制的枷锁。怪不得我国当官的大多包二奶、找小三，原来在我国一夫一妻制早已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所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每个人都包养了一批二奶、小三。这也是求发展的伟大实践！

网民调侃，衣俊卿局长和常艳博士不就是身体力行马列主义的原理，做了一点人人都在做的事情吗？为什么说他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呢？为什么免去了他的职务？同志们，这是我国马列主义发展道路上多么重大的一个挫折，这是一个冤假错案啊！如果马克思、列宁能够活到今天，听说了中国的马列主义第一权威玩女人这件事，他们会会心地一笑：“哈哈哈哈，这小子是我们的好学生啊！”所以，对于衣俊卿局长的处分是很不公平的。我国领导干部普遍包二奶这件事，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这既不是走老路，也不是走邪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正路。说起来，人家不就是提早结束了一夫一妻制，这难道不符合马列主义？党早先闹革命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经骂我党“共产共妻”。今天大家看看我党是不是那样的？

有个“三一重工”的大老板（党员）梁稳根曾经说过：“党员找对象更容易，老婆更漂亮”。他只说对了一小半，准确的说法是：入党做官，不但老婆漂亮，就连小三都更漂亮。对于女人来说，跟党的干部上床，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可能飞黄腾达。如今只要是一个长得漂亮的女人在做官或做任何出人头地的大事，就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女人一定是跟谁有了一腿子，不然根本爬不了那么快。而且这女人和一个领导上一次床还不行，要和多位领导同志上床多次，才有可能一路顺风。例如那个常博士，去查查她到底跟多少男领导上床了。很有可能不止一个人。她的问题可能是还不够开放，跟领导上床的次数太少。碰上这种事情，就不能生搬硬套马列教条了，必要时可以跟妓女学艺，不然只能做无用功，浪费青春。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本书中还有这么一段描写旧时代的话“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其实，衣俊卿局长所犯的错误，在我国何尝不是“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

著名时评家郎遥远在博客中说，下载洋洋十二万字后，认真读完，给我心灵强烈的震撼——

震撼之一，揭开了中央编译局堂皇而神秘的面纱，看到锦绣华服里藏着的那么多虱子。在常艳笔下，整个编译局，除了俞可平副局长，“我不认识他，且发自内心尊重他，一切优秀的人与事，都值得我尊重”，其它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权力、名利和私欲中匍匐，人格扭曲。借用钱江晚报的评论，“满嘴马列满腹盗娼”。所谓的殿堂，其实是虚假的伪装。其真身是权力的交换，看上去满腹的经纶，听起来满嘴的马列，剖肚之后，尽是男盗女娼。

震撼之二，曝光了御用学者的学术使命和生活方式。常艳的“小说”，比当下许多中国作家的小说，都精彩多了。她以女人特有的细腻、白描般写实的笔触，生动讲述了那些马哲宣传界大佬们天天在忙些什么。开会，考察，演讲，编译，一个个光鲜闪耀，忙得骨头缝里冒油，想方设法给政策路线讲话，搞课题，找经费，争名位。当然，也不忘忙里偷闲，用权力和影响力玩女人。他们的学术任务，就是把领导讲话吹捧成伟大文献，把经典文献解读成领导的成功实践。

震撼之三，常艳批判体制的水准，足以让公知们汗颜。她在文中《总结篇》，非常理性地写道：“衣老师是个优秀得让人炫目的男人，同时也是个虚伪的人，谦谦君子的外表之下是颗冰冷的心，多年的政治生涯决定的。他抗拒过这份感情，我也抗拒过。起初，我认为自己不配与他在一起，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但彼此都恨着对方。命运、制度毁了这一切。”

常艳还一针见血剖析了中国官员与情人的那点事：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十个出事九个有情妇、二奶、小三，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情妇反水而落马？一般只有一个女人的官员，出事的可能性小。那些色胆包天、贪得无厌的官员，又没有能力摆平女人的，才会招致毁灭。最可怕的是将一堆女人弄到一块儿。女人天性敏感，不出事都难。要么这个男人给予女人的足以让她满足（包括情感的、物质的），要么这个女人愿意纯纯地爱着他。一旦上了这条船，便容不得你轻易下去。周遭的一切、自己的不甘，都慢慢让事情越走越远。

常艳更力透纸背地写道：可恶的世界！不止在这里，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钱权交易、权色交易。一方面做着权力的忠实奴仆，执行主子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偷偷煽风点火，看个热闹或为自己捞点什么。

震撼之四，常艳纪实全文，对别人不留面，对自己不留情。如实娓娓道来，毫无掩饰，就像卢梭一样。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当时我是色欲横流的，就写我的色欲横流；当时我是刁钻闹腾的，就写我的刁钻闹腾。常艳以惊人的勇气和坦率，对中央编译局相关人物和事件逐一点名陈述，对她和“衣老师”孽缘如纪录片一样平铺直叙。已婚的她详细叙述“衣常孽缘”，包括为进入编译局工作能够拿到北京户口，曾多次向衣行贿数万元，甚至以身相许，两人先后在多间酒店开房十七次，并获得衣俊卿一百万元人民币掩口费等。她毫不避讳，赤露露把自己的经历和灵魂，献给每一个读者。

常艳写道：“哪里都有潜规则，而我则亲身尝试一把。我已经、并且还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这是一个悲剧，我是个牺牲品，衣老师也是。我只不过是告诉大家，‘皇帝的新衣，在哪里，以不要脸、不要命的勇气，揭开了中国学术圈潜规则之冰山一角。”她接着哀叹：“恰逢北大邹恒甫爆料一事刚出，他期待半年到一年内，在改善中国高校、学术界的师生关系方面，会有个大的转变。我也期待！我本身就是个牺牲品，为自己的悲哀感到沮丧。”常艳非常清楚写纪实长文的后果，是“亲手毁掉了自己，以一种短、平、快的方式毁了，而我已无心力被慢慢折磨。”她要给自己在中央编译局沉浮的卑鄙龌龊，一个自我毁灭的教训。

看完常艳的纪实长文，掩卷沉思。对衣俊卿恨不起来，网民认为衣俊卿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中绝对算是个相对的好人，吃过苦、下过乡、当过木匠，在体制内熬多少年，才出人头地。他好像没有贪污多少钱，支付常艳索要的一百万，是瞒着老婆，向两个朋友拆借应急的。

对常艳也恨不起来，不苟同网民骂她是个“病态坏女人”。在郎遥远看来，常艳有美好生活的梦想，有人性的优点和劣根，有女人的一切欲望。让人最感怀的，是她的内心深处有善恶分明的判断、对自己的真实忏悔和良知，这是常艳人格的闪光点。

从人性角度去思考，常艳纪实长文，无疑是一部中国版的卢梭《忏悔录》。卢梭开篇写道：“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无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这一个“好”字，是如此震憾人的心灵，又是如此悲哀。这一段话，像极了耶稣对恶意诽谤一个妓女的法力赛人说的话一样：你们当中谁若没犯过罪，就可以打她。结果，众人一个个丢下石头，低首离去。如今，常艳博士“不要脸、不要命”的忏悔勇气，一点也不比卢梭逊色。当今中国，有谁还能像常艳一样真实忏悔？那些只懂得口诛笔伐的文人，有谁会撕开自己的心口，看看自己有没有卑鄙龌龊，欲望横流？

郎遥远说，一个不懂哲学的人难以成为一名作家，而一个真正的作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哲人。也许，常艳博士的最佳人生定位，是一个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不是一个平庸的马列主义学者。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双眼睛，看外部的世界，审视内心的智慧之眼，则是这颗忏悔的心。如果说读蒙田让人心灵安详闲适，读卢梭则使人满怀悲悯，那么，我们读常艳一丝不挂的灵魂，仅仅是读到体制，读到腐败，读到堕落，读到自私，还能不能读到更多的人性，更多的自己呢？卢梭在《忏悔录》写道：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常艳的自我忏悔，也同样“世界上绝无仅有”，可谓是所有中国精英的道德镜子。

“忏悔吧！”当年卢梭这句呼唤，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精英、乃至所有中国人自我审视的一句呐喊。一个民族，只有内省才能伟大；一个人，只有内省才能卓越。对比西方，中国人向来缺乏忏悔的文化传统。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我们的国家经历过太多浩劫，我们的民族也有许多劣行，但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中，却看不到一部足以警醒世人的忏悔录呢？思之再三，是中国文化素有“扬善”、“隐恶”的历史习惯，缺少一种“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不敢直面自己的灵魂，不敢把自己的内心展示给世人，尤其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给国人心灵裹上了一件假大空的外衣。这也是当代中国没能出思想文化大师的致命因素。

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敢于批判社会阴暗面，敢于痛骂政府和官员，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害怕将自己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世人人前。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当下中国从庙堂到江湖都蔓延的道德病灶。缺失内省精神和忏悔意识，也是导致当下中国乱象丛生、恶行不断的文化病根。而虚假和浮躁，急功近利，则让国人对中国文学和学术研究，愈来愈不看好。很多作家和学者，既没有勇气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又没有耐性去进行纯粹的思想原创，在“商品经济”大潮面前迷失了思索方向，在“官本位”幽灵前失去了独立人格。这种骨子里的侏儒基因，决定了他们成不了文坛巨人、文化大师。

在“衣常孽缘”之前，很少有人会注意这么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编译局，如今却因为局长大人衣俊卿的“17次酒店开房”故事被媒体吵翻了天。人们看到了那些满嘴马列学说的人是什么货色，也见证了“马列误国”的规矩。在这次的“全民看黄色小说”的反腐案件中，民众清楚地看到这么介绍：衣俊卿，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一个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副部级高官，用他满腹的男盗女娼，将他挂在嘴上的节操，毁损得满地乱滚。

就在2012年10月25日下午，这位十八大代表做客一次高端访谈，与网民交流时，还在大谈文化软实力建设。他向青年朋友荐书一本——《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衣俊卿在访谈中说，文化软实力包含很多内容，整个国民的道德水准、价值水准、制度安排、社会生活，社会运行所内涵的创新能力、价值感召力等等，都属于这个内容。如果衣俊卿这次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而“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如果不是他与常艳的17次“卧谈会”细节被兜底曝光，他嘴里的道德、价值，这些高尚的字眼，是非常令人仰视的。就像他的仰慕崇拜者所表达的那样，“我，坐在台下，像一个懵懂少年突然闯入一个金碧辉煌的殿堂……”

这个介绍可谓非常滑稽，一边是衣俊卿对着青少年说“文化软实力包含很多内容，整个国民的道德水准、价值水准、制度安排、社会生活，社会运行所内涵的创新能力、价值感召力”，一边却是当事人自己的“满腹的男盗女娼，将他挂在嘴上的节操”。当然，当干部的两面派（一面是高喊青少年要树立无私、高尚的道德，一面却是自己严重的腐败、男盗女娼）作风在国民心中已经早有深刻印象，衣俊卿的做法一点也不新鲜。比如那个口喊“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薄熙来，他在2012年3月份的人大会议时期，居然对着全世界的媒体人说：“不仅我儿子，就是我和我夫人，也没有任何财产”，这种公然对国民撒谎的人，最后查出的问题，竟然是严重腐败。

说到严重腐败，想起了薄熙来在2011年时的某篇香港期刊上的文章，其中薄熙来说到：“那些腐败干部，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熟悉，他们走到这一步让人心情沉重。这些干部有三个对不起。一是对不起组织。组织培养一个干部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心血，将心比心，不应该见利忘义。二是对不起家人。一人落马，父母痛心，子女痛苦。三是对不起自己。一、二十年的工作，好歹干了不少事，也有辛苦之时，一旦落马成绩凋零。而文强案发后，在‘双规’期间的检讨书里写道：我到现在才深刻明白，薄熙来书记说‘当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一席话的含义，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官员们一直出现这种笑话呢？又为什么拥有权力制衡的民主国家的官员不能做出这种两面派来呢？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