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批评中国在过去推动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部门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左右，因此他认为需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
Protest gegen"ilegale Zwangsumsiedlungen"
3月23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严厉批评了中国的"造城运动"，指出在旧有的城镇化过程中，近年来政府从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间所赚差价最低估计30万亿元人民币。他认为未来中国的新城镇化应该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农民土地私有化是指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不能忽视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各级政府会继续用旧有的办法来支撑城镇化，最后演变成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
在中国多家门户网站上，吴敬琏揭开的30万亿元土地收益引发网友讨论，公众再将焦点转向"土地经济"和近年不断发生的大规模强拆事件。网友"游刃有余"表示："所谓的征地，就是政府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征走，高价卖给开发商，最后开发商转嫁给买房人，说来说去钱让政府给赚走了。农民没了地，没收入。城市居民打工赚的钱还是给了政府。所以土地政策是根源，这个解决不好只能是个恶性循环"。网友"感恩第一"表示："那些官员们就盼望着大搞城镇化建设，搞得越大横财就发得更大，老百姓遭的殃更多。"
早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媒体《新京报》采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回答媒体质疑"重庆因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是否背负债务危机"的问题时，黄奇帆透露重庆十年间卖地收入4000亿元人民币，一时引舆论哗然。2011年1月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2010年全年，中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人民币，他同时也承认，中国土地出让制度导致目前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突出。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楯认为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对比，这显示出政府对公众的一种掠夺。
2010年北京画家村遭强拆
"中国土地、房地产大跃进，农民遭殃"
2012年10月，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布《捍卫我们的土地》报告，报告调查了40个中国强征个案，其中指出，从1979年至2005年，农民仅收到开发商向政府买地所交付金额的5%，巨大的利益空间为政府所占有。
一直致力于拆迁案件维权的重庆律师郑建伟向德国之声表示，尽管中共政府2011年1月21日正式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条例》规定，政府征收房屋，要以保障"公共利益"为前提。但在地方政府负债严重，因而继续依赖土地经济的情况下，政府强征个案愈加增多，从中国两会至今，他已经连续在江苏、四川等地接到多起强拆案件的代理邀请。
郑建伟说："目前看不到减弱的迹象，象吴敬琏说出来的政府获利30万亿，前10年左右，土地大跃进、房地产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目前对农民利益的保障依然是缺乏的"。郑建伟还表示30万亿这个巨额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失地家庭聚合起来的辛酸史，无不指向土地制度，但遗憾的是土地维权案件因为牵涉地方政府利益，难于被地方法院受理和立案。
"新城镇化，农民如何不沦为社会底层？"
在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吴敬琏指出政府获利30万亿后，并未否认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方向，而是表示在推进新城镇化过程中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要推进土地所有制改革，让农民工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实现居者有其屋，从而释放中国劳动生产率，以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艺术家身着写有“拆那”(China)抗议强拆
对此网友"不知不觉"表示异议，他认为目前看不到改变土地产权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农民将再沉到社会底层："如果要在全国推行城镇化，中国的耕地面积将大大地减少，农民进城后，拿着看似不菲补偿款，表面会生活的很好，可他们将永远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用不了多久，随着货币的贬值，他们很快又处在了底层。那些现在到农村买地的官员、权贵及得利者的富翁们，成为获利者，到时有很多的后遗症，最受伤害的就是我们底层的老百姓，我们坚决反对所谓的城镇化，它将是殃民之路。"
对此郑建伟也表示，中国在未来加快城镇化进程，但后续的保障难以跟上，将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很多"上楼"的农民已开始尝到苦头："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原来是没有期限的，上楼后，有使用期限70年，还有其它的物管费，开发商、政府会补贴给农民吗?虽然从旧的房子住到新房子，(但)显然农民的经济负担增加了，他们怎样增加收入维持开支，有什么样的技能立足、生存和发展?慢慢他们就会沦为低收入家庭，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
作者：吴雨 德国之声中文网
当局圈钱至少30万亿吴敬琏提改革土地产权制度何清涟:无法操作图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个数据即使超过30万亿，她也不觉得奇怪。她说：
“中共政府这些年来一身两任，一方面从农民手里强行征地、付一点点钱;另一方面，把土地平整一下出卖，这中间的差价非常巨大，政府的土地财政，拿得就是这部分增值。”
吴敬琏还指出，未来中国的新城镇化，应该改革土地产权制度。目前分割的产权制度造成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深圳已经在做一些改革试验，譬如让一种共营的公司开发城中村，建设成为住宅区。
何清涟认为，吴敬琏提出的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即使在深圳能成功，在中国别的地方也没有可操作性。何清涟说，深圳城中村的蔡屋围、罗浮区等地布满了农民自建的小楼房。近年来，深圳政府一直想从农民手中收回这些土地，但由于农民的强烈抗议，没有一任深圳市长、市委书记成功过。何清涟说，最后深圳政府和地方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妥协，但这种妥协却是别的地方无法效仿的，第一、别的地方的农民没有那么强势;第二、别的地方的政府没有那么斯文：
“政府除了用军队去把人给杀了，否则是弄不到的，政府现在以不美观要他们拆，农民就说自己来找(开放商)，不要政府当中间商，从中扒掉一块。而且，农民还可以住在城中心，这种经验是不可能推广到别的地方去的。”
报道说，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以一亩农地每年产出2000元人民币计，最高也不过每亩6万元。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膨胀、一些土地的拍卖价格可达到每亩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人民币，农民拿到的还不到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