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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祭 灾民:重建中被掠夺被入狱

李阳表示,“512汶川大地震”后,他们一家人和很多灾民一样,庆幸自己能够从这场大灾难中幸存下来,并希望今后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李阳说,没想到五年来,事与愿违,他现在最大的感受是这场大地震“人祸大于天灾”。“没想到在地震中我们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在北川县所谓的灾后重建过程中,被掠夺,象我父亲因为正义却被冤枉了,入狱一年多,我从来没有想过,象我父亲这样一个老实、正直,标准的农民,有一天会有牢狱之灾。”

图片:一名成都男子点燃蜡烛,悼念5.12四川特大地震中遇难的孩子(08年6月12日法新社)

图片:一名成都男子点燃蜡烛,悼念5.12四川特大地震中遇难的孩子(08年6月12日法新社) AFP

今年5月12号,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祭。

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超过七万人遇难,地震中大批学校校舍倒塌,遇难学生不计其数。2009年5月7号,中国官方宣称共有5335名学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或失踪,但是,五年过去了,中共当局仍然没有公布遇难学生名单。中国民间则认为,“512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学生人数,大大超过这一数据。

目前旅居纽约的四川异议人士杨雨,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陪同香港一家电台的记者奔赴地震灾区了解灾情。

杨雨说,他们驱车前往灾区东汽,一路上满目苍痍,死亡的气息无处不在。

“我们的车离东汽还有两公里的时候,首先是周围的建筑,公路两旁的民房,基本上都垮塌完了;第二个就是一个气味,当时整个灾区尸体的气味到处都是,在一些垮塌的废墟上走的时候,下面全部都是尸体。”

杨雨说,之后,他先后花了三个月时间,和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女士、四川作家谭作人等,走遍汶川灾区的青川木鱼中学、北川中学、都江堰聚源中学、都江堰向峨中学、绵竹欢欢幼儿园、绵竹五福小学等多所学校,访问了几十名遇难学生的家长。

肖妈妈就是其中的一位遇难学生的家长,她的儿子肖鹏飞是绵竹欢欢幼儿园的学生。肖妈妈说,地震发生后,幼儿园操场上摆满了孩子们冰凉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从大班到小班,最大的孩子也不过五岁。肖妈妈说,家长们都觉得孩子们死得实在太冤。

“房屋塌下来的时候,根据那些鉴定小组来的时候(的鉴定),三层楼房只有一米多深的地基,地圈梁根本找不到。以我们家长开玩笑的方式说法,嘿,这哪个人把我们地圈梁的钢筋都给偷走了?肯定没有圈梁。而且,房屋倒塌,倒塌基本上没有钢筋柱头,感觉象土,象砖垒起来的柱头。整个承重墙没有钢筋,象砌块垒起来的承重墙。感觉就像危房一样,不管政府得出什么结论,但是我们家长看在眼里,(这样的房子)根本不符合要求。”

肖妈妈说,因为孩子一直和姥姥一起睡,出事前那天晚上,孩子临睡前只看了她一眼,连妈妈都没有叫一声。第二天一早她出去上班时,孩子还没有醒。没有想到,下午的大地震,让母子俩从此阴阳两隔。

肖妈妈说,她永远记得从废墟里把儿子抱出来时,儿子的那张小脸。

“抱出来之后,他的肤色和平时一模一样,根本看不出象已经死去的小孩。。。我经常梦到他,第一次梦到他是在头七的时候,好像下着雨,有个小孩站在那儿,我说怎么这么象我儿子,就上去抱他,这是谁啊,他转过来,天在下雨,他就转过来对我笑了笑,然后,梦就醒了。。。”

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几度进川,拍摄了《我们的娃娃》等五部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录片。艾晓明告诉记者,五年过去了,她至今记得肖妈妈悲伤的眼神。

艾教授说,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他们遇到了太多失去孩子的父母,这些家长们都觉得孩子们死得冤,

“我们当时非常明显地意识到,大量的校舍倒塌,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就是因为建筑质量不过关,这非常明显。这个其实灾区的政府有关部门、校方、家长方,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只是说,责任人是谁?为什么不处理,这个里面就有利益方了,比方说不同的学校承包给(建筑商),里面有偷工减料的问题,北川中学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钢筋的厚度不够,水泥也不达标、钢筋也不达标,偷工减料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不然不会连一楼的学生都跑不出来,整个几层楼的教学楼垮塌下来,就变成了一堆建筑垃圾,非常明显的建筑质量问题。”

老家在四川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也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半个月,和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的拍摄团队来到地震灾区,进行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 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的拍摄工作。这部片子最终获得2008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的提名。

夏教授说,他在四川灾区呆了10天左右,看到绵竹、都江堰等地的学校楼房,都象馅饼一样坍塌下来。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非常不甘心,觉得他们的孩子是被豆腐渣工程害死的。夏明说,

“在我们拍的电影里,有一位四川的妇女,她失去了儿子,她就说这是血的教训,我们不希望未来(悲剧)重演。”

夏教授表示,值得注意的是,“512汶川大地震”后,负责问责豆腐渣工程的是四川时任副省长魏宏。2009年,魏宏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作出的官方报告中指出,在汶川地震中倒塌的7000多所校舍,没有一所是因为质量原因造成坍塌的,而全部是由于地震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使得它们受损或者垮塌的。夏教授说:

“因此,对所谓的建筑质量问题的调查根本不开展,也就没有质量问题的存在了。现在魏宏已经成了四川省的正省长,他在负责(雅安的)这些抗灾工作,他在陪同李克强总理到灾区,我觉得他的升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和他掩盖2008年地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

五年之后,四川再度发生雅安地震,虽然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到200人,但“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校舍的质量问题,却再一次浮出水面。

于志华是四川雅安天全县的义工,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4月20号雅安发生地震时,她正在家里睡觉,被地震摇醒后,她赶快逃生。于志华说,她很庆幸她所居住的一栋1990年代建的居民楼,房子没有被震坏。她说:

“我去采访过一个幼儿园,它是民办的,90年代的建筑,地震后我看到它那个房子,挺完好无损的;然后我们‘512汶川大地震’后新建的一个国立幼儿园,就整个都有点问题。(以前修的)那些老旧建筑,它们能够经受得住这次地震的考验,反而新修的建筑都经受不住,我只能通过这种对比,觉得说,我们应该有这种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表示,这次雅安地震让豆腐渣工程问题再度凸显,显然和中国行政当局没有严厉查处“512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后面的责任人,不无关系。

夏教授说,“汶川大地震”后,掩盖豆腐渣工程的四川领导人魏宏得以升迁;而四川作家谭作人、冉云飞、维权人士黄琦,以及公共艺术家艾未未等,却因为积极调查豆腐渣工程背后的真相,搜集遇难者名单,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甚至被判刑、被监禁。夏明说:

“当时所有这些学者、专家、艺术家,他们所做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求制止这些豆腐渣工程,这样,未来不会再重现,但是政府却把地震当成维稳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记录豆腐渣工程的专家、学者、电影制片人,都受到打压。显然,我觉得今天雅安地震再一次暴露出,天灾很可怕,但是比天灾更可怕的,其实是人祸。”

黄琦是中国大陆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始人。“512汶川大地震”后,黃琦因为在网上揭露豆腐渣工程,被中共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整整三年失去自由。

2011年6月刑满释放后,黄琦继续专注四川灾区的重建工作。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五年来,四川很多地方官员在进行灾区重建时,不顾当地农民的诉求,大发国难财。五年来有很多维权农民受到打压,北川农民李依乾就是典型的例子。黄琦说,

“当局打着北川县重建的旗号,用最低的价格强行征收北川县当地农民的土地,给北川县大约八万农民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失,李依乾先生带领八万农民进行抗争,期间他们在去年四五月间,准备前往北京上访的时候,被当局抓捕。”

李阳是李依乾的儿子,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512汶川大地震”后,他们一家人和很多灾民一样,庆幸自己能够从这场大灾难中幸存下来,并希望今后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李阳说,没想到五年来,事与愿违,他现在最大的感受是这场大地震“人祸大于天灾”。

“没想到在地震中我们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在北川县所谓的灾后重建过程中,被掠夺,象我父亲因为正义却被冤枉了,入狱一年多,我从来没有想过,象我父亲这样一个老实、正直,标准的农民,有一天会有牢狱之灾。”

夏教授对此表示,“512汶川大地震”之后,象李阳这样对中共政府极度失望的四川灾民,不在少数。除了灾区重建出现征地不公等情况外,五年来,灾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没有得到保障。

夏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春节前后,他对汶川、北川、都江堰等地250多名失去孩子的父母,就地震救灾工作以及村民灾后生活等问题,进行了长达25分钟的问卷调查。夏明说,

“基本上从2009年到2010年,他们很多家庭的收入每月只有1千来块、两千不到的这种情况,应该说生活压力增加,经济状况非常困难。他们受了这个大灾之后,要恢复自己的家园,这个本身是很大的开销,因为对农民来说这是一辈子的努力;第二他们要生孩子,对农民来说这是命根子,又是很大的投入;第三,他们又要建房子又要生孩子又没有办法工作,可以说是三重压力,使得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压力。”

根据这份报告,在关于“灾区民众对当地政府信任度”这项调查中,有88.5%的灾民表示大地震后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仅有0.5%的民众表示,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夏明说,

“所有的父母,都觉得有一种冤屈,都觉得他们的孩子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他们的孩子死得冤枉,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导致孩子死亡的豆腐渣工程,政府没有触及。而且今天他们还看到,其他一些孩子,又死于豆腐渣工程。”

夏明说,这次四川雅安地震,中共国家总理李克强视察地震灾区时其实有很多亮点。但目前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要面对的,是中国老百姓对政府信任的普遍缺失问题。夏明说,

“(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今天即使做得比温家宝好,但是老百姓在看他们的时候,还是会把他们看成‘影帝第二’,无非再一次在做政治表演。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要做到更好,挑战他们的恐怕不是他们的能力,恐怕主要在于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

从五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到五年后的“四川雅安地震”,民众对中共政府信任度下滑之大,在中国网民拒绝为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事件上,得到了淋漓精致的体现。

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累计收到国内捐赠的款物合计约43亿元人民币,很多捐款来自普通的中国民众。而今年4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四川雅安发生地震两小时内,发微博呼吁民众捐款,却招来一片骂声,数万个网友用“滚”字来回复中国红十字的呼吁。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对此表示,中国红十字会遭遇“捐款滑铁卢”,不光体现了民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缺失,更是民众对整个中共政府投出的不信任票。

艾教授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对灾区校舍豆腐渣工程背后的责任人追查到底、绝不放过。艾晓明说,温家宝的话至今没有兑现,身为国家总理却言而无信,你让民众怎么信任这个政府?她说,

“你说政府的信任是怎么失去的?那你就是承认不兑现,言而无信么!(中国现在)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道德溃败的状态之下,而中国目前(的政治)机制又完全没有纠错的能力,它就只会这么坏下去,我看不出任何好的趋势。”

艾晓明说,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五年,五年前“汶川大地震”后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在五年之后的“雅安地震”中,还是同样存在。相较于五年前,中共政府唯一改变的,是对公共志愿者变得更加严苛。艾晓明说,

“在主流媒体上,央视的报道里面,都一再强调志愿者不要进入,我觉得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参与,采取一种非常明显的排斥态度,恐怕跟多的是出于维稳考虑,或者说是希望所有的信息都在官方的控制之下。雅安地震一而再、再而三地抹黑志愿者,好像他们都是去堵路的、是添堵的、是障碍,他就事先把公民社会公民的参与,看作是消极、甚至是起阻碍作用的,这个态度就很有问题。”

对这一点,四川维权人士黄琦深有体会。雅安地震当天,黄琦和另外三名志愿者驾车前往灾区准备参与救援,结果却遭到当地警察拦截,被扣押了两个多小时。黄琦说:

“国宝支队的队长就来和我谈话,明确告诉我,现在雅安发生地震,你们这个情况不适合到现场去,他明确说黄琦老师你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物,你以前搞什么,我们也非常清楚。”

黄琦说,这次雅安地震发生在“512汶川大地震”五周年之际,而因为关注“512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而被中共当局拘捕的四川作家谭作人先生,至今还关在雅安监狱,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谭作人于2009年2月起草了《5.12学生档案》倡议书,呼吁要“确认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学生的真实数据”。倡议书发出的第二年,谭作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黄琦表示,在“512汶川大地震”五周年之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释放谭作人。他说,

“只有把他早日释放出来,才能让大家重树信心,进而开启国家建设新的步伐。同时,当局也应该通过法制,拿出切实的行动,改正在‘512汶川大地震’工作中出现的错误,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

广州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以及因为不堪遭受中共当局打压,在去年年底逃离四川来到美国的杨雨,也都发出了“立即释放谭作人”的呼吁。

杨雨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五年前和谭作人一起走访遇难孩子家庭时,家长们那一张张绝望的脸,至今在他的脑海还清晰可见。杨雨说,这些家长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刘瑶的家人。

“刘瑶这个家庭代表了很多中国普通农村家庭最典型的家庭结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只有爷爷姥姥在家里照顾小孩,当时这个情况,我现在记得相当清楚,对爷爷奶奶的打击非常之大,一个学生的遇难,可以导致整个家庭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

杨雨说,即使中国官方公布的“512汶川大地震”学生死亡人数属实,这五年来中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绝不能让这5335个幼小的亡灵安息。

“中共政府,在汶川大地震这件事上,最低限度欠了中国公民5335个道歉。最低限度,他们应该把这5335个(遇难)学生的名字,公布在报纸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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