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大学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客座教授朱嘉明。(摄影：钟元/大纪元)
维也纳大学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客座教授朱嘉明19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曾经是赵紫阳经济智囊，是闻名京城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朱嘉明29日在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演讲表示，中国经济成长于2012年出现逆转，高增长一定不能继续，肯定会引发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
中共国家垄断资本
朱嘉明说明，中国国家垄断资本，是政府的政治家、银行的经营家及国有企业联盟垄断国家资本，利用中国人民的高储蓄，以很便宜的资本大规模投资加工工业和基础设施(高铁、地铁)换取经济高增长，但到了2012年中国经济已经很明显出现逆转，中国GDP仅7.8%(创13年新低)，但按照渣打银行的说法实际增长是5.5%，不是(中共)政府说的7.8%。
“中国通货膨涨率长期维持3-4%，但没有人相信是真的，一般认为被低估40-50%，所以真正通货膨涨率约6%。”朱嘉明表示，就将官方及渣打银行的GDP数字平均，作为实际GDP约7%((7.8+5.5)/2=6.65);这其实是名目的GDP，还必须扣除通货膨胀率6%，得出实质GDP仅1%而已。
维也纳大学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客座教授朱嘉明。(摄影：钟元/大纪元)
朱嘉明提到，通常GDP成长1%提供中国100万人就业，而中国每年必须解决1,500万人的新增就业问题，当GDP成长掉到7%，也就是说解决新增就业的极限每年就是7、800万，这使中国失业问题严重。而在中国当失业人口达到1、2千万时，就会有社会稳定问题，这也就是中共政府独特的支出─维稳费用。
朱嘉明说，除了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央、地方债务形成愈来愈大的问题，中共政府的债务已经占到GDP(政府公布51.9万亿人民币)的60%，综合上述三个问题，就自然会理解GDP不是纯经济问题，会变成政治、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不能继续
“在中国特定国情下，人民和政权所能承受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朱嘉明认为是8%，若GDP降到5-6%就达到中国社会所能承受的底线。朱嘉明表示，到2012年中国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到了饱和，同时中国的出口能力却在下降;而把重点转移到基础设施投资;过去地方政府可以依靠卖土地，现在中国真的到没有土地可卖的时候。而且中国破坏环境及生态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当低成本的资本时代很快结束，而高代价的环境及资源成本还继续，这就得出结论中国的增长一定不能继续。
朱嘉明表示，另外，还有更大的压力就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已经被新兴市场墨西哥、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急起直追。他认为，从人性和人类历史演变，只有自由才能够真正带来成长，当然为了自由实际上需要合作，合作和自由是进步的两个重要齿轮，而垄断资源造成风险和浪费，导致生产要素的配置失衡。
中共政权将持续不稳定
他认为，当前唯一可能缓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就是私有化，把中国经济由高度垄断变成开放经济，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动摇和冲击既定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是用既得利益集团损失，来换回全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但问题利益集团是否愿意承受损失?他也认为，中国今后在2030年以前，看不到能够在低速增长情况下实现中国的稳定，“因为对穷人来讲，完全不可能说，你们富裕吧，那就让我们穷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