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的土地别让我黯然神伤
西北政法大学青年副教授谌洪果在法理研究生时政学习会上的12分钟演讲（录音视频）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在古镇中长大。后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于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谌洪果：姿势摆正，我不是唐吉歌德
作为一位法律学人，谌洪果相信，11月24日于西安南郊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楼里举行的“楼道读书会”，会如论者所言“进入历史”，成为这个时代公民社会艰难进程的见证。但他还是说：“其实我知道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
老师，我是不是不够勇敢？”11月24日，“楼道读书会”结束的当晚，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收到一条学生发来的短信。当天下午，这名学生缺席既定的读书活动，没有做阅读韦伯《学术与政治》的心得发言。
“怎么会呢。过两天师门吃饭，一起来。”谌洪果回答。
11月27日，周二晚上，“读书会风波”之后师生首次聚餐，谌洪果拥抱了每一位学生，还特意拥抱安慰两个责备自己“不够勇敢”的学生。他说：对不起，老师让你们承受压力了。
他表现平静，没有让学生们看出来自己所承受的煎熬，他希望学生们能真正地理解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教师本分，个别学生关于“老师是不是不纯粹了，老师是不是介入政治了”的疑惑，让他焦虑。
“在做出决定（指读书会顶着压力举行）时，我还算轻松。焦虑的是事后，怎样向周围尤其是对学生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做。”谌洪果说，“我都担心自己成祥林嫂了。”
这种焦虑折磨着他。一直到11月26日早上，他将《大学读书会被禁事件中的学术与政治》一文完成并发到博客上，才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文章中，谌洪果回答了诸如读书会为什么要全程公开、为什么要使用“公民自治与合作”的字眼等问题。
“其实我们坚持的就是在大学读书的权利。”他说。
作为一位法律学人，身处旋涡之中，谌洪果倒异常清醒。虽然他也相信，11月24日在西安南郊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楼里举行的这场“楼道读书会”，会如论者所言，将“进入历史”，成为这个时代公民社会艰难进程的见证。但他还是说：“其实我知道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
“把我当作斗士，是对我最大的误会。我不做堂吉诃德，我不和风车作战，我只和自己作战。”谌洪果这样回应近来关于他的一切争议。
“今天，我们站着把书读了”
2006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门下毕业的谌洪果，获得了法理学博士学位，而后回到西安。“远离北京那样的政治中心，我喜欢这样一种有点边缘的感觉。”
谌洪果本就来自边缘。他出生于四川西昌的一个古镇，1993年考入了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时，他给本科生写了一篇“洪果荐书”，把自己喜欢的书全都罗列上去。后来，他在《南方周末》写“秘密书架”，在本城一家媒体的读书版上，也曾荐书《我的另一种阅读谱系：关注灵魂之事》。
如果你了解谌洪果的话，就不会对他此次在西北政法大学举办“读书会”感到惊奇。他爱读书，也爱学生，和学生一起做一个读书平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或许是将读书会冠以“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的名称，让一些人“敏感”了。于是，开始于这个冬天的“读书会”命运多舛。
他原计划，本学期带领学生分享四本书，分别是密尔的《论自由》、《论民主》，还有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最后一本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些都是人文经典。
读书会的程序，是先由两三位本科生或研究生分享读书心得，然后再请外来的老师点评，期间还有小橘子、小点心可吃，气氛轻松。
前两期的读书活动都顺利进行。然而，在第三次读书预告发布之后，他横遭阻拦：先是校方通知因“上面”有压力下来，不能举办读书会；随之，学校发出通知，禁止学生和老师参加读书活动，并禁止给读书会提供任何场所。
谌洪果原本体谅学校压力，打算“妥协”，但因为学校的这个禁令，他“怒了”。大学面临压力可以理解，但任由公权力长驱直入，剥夺师生读书的权利，他认为这已经挑战了底线。
在和校方多次交涉无果后，谌洪果决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举行这次读书会。不过，在微博上发布消息时，他加了一句：请各位自愿参与的同学作为成熟公民，千万想清楚再来。
不出所料。那天所有既定参与读书的同学，都被校方找去“谈话”。
但是，大多数学生还是来了。11月24日下午，天气阴冷。谌洪果站在楼梯口，挨个问前来的学生：“有没有压力？”他得到的回答是：“今天肯定要来嘛。”“橘子还是要吃的。”还有一个男生给他发短信说：“老师才是真勇者，清明不易更显珍贵。”
谌洪果的办公室不足10平米，又堆满了书，实在太狭小，所以读书会最终在二楼的楼道举行。这是学校的行政楼，是一座有了年头的苏式建筑，二楼的拐角处比较宽敞，平时是学生和退休职工排练节目“唱红歌”的地方。在这个下午，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个人，除了学生外，也有本地的知识人，还有一位，是专程从外地赶来表达支持的四川律师张颖。
或许是大家心里还是多少装着事，学生的发言来都不太在状态。谌洪果觉得，大家的发挥还是受到了干扰。
好在一切顺利进行。原来担心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谌洪果在最后总结时，说了一句：“今天，我们站着把书读了。”
这是他在整个过程中说得“最悲壮”的一句话。但事后他承认，自己一贯是温和的，“没有这么悲情”。
终身副教授
在西北政法大学，谌洪果无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在相对沉闷的大学体系中，他显得个性十足。
在今年之前，除了一些评论文章之外，谌洪果之所以在公共领域被人熟知，主要是因为他那篇《萧瀚西北政法受阻记》。2010年11月，学者萧瀚原本要到西北政法来进行演讲，结果校方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取消了这次讲座。谌洪果原本并未想着发言，但看到学生竟因此遭受校方一些行政人员的威胁，遂愤而成文，一时广为流传。
2012年，是他进行公共发言最多的一年。5月份，武汉大学法学副教授陈少林因没评上教授，拳打了一名评委会的女性成员，并扬言要挨个收拾那些让他受到不公对待的评审们。这条新闻让同为法学副教授的谌洪果觉得非常不堪。
“斯文扫地，尤其是打女人。”38岁的谌洪果在自己的博文《我为什么拒评教授？》中说。
在这篇文章中，他申明了自己决定不再参与职称评审的理由就是不想再按这个标准活下去：“我虽然知道自己学术视野和能力都有很大不足，但我更加意识到，如果我竟然在这种评审机制中如鱼得水获得成功，那么恐怕我残存的一点点治学的能力和一丝丝精神的独立，也将丧失殆尽。”
此后，在朋友见面的场合，谌洪果总是被戏称为“终身副教授”。
“个人的世俗身份并不重要，秉持什么政治立场也是次一等的问题，个人的生存风格才是首要的事情。”谌洪果在微博上这样写，“一个人不是在反政治的意义上生活，而是在拓展生命边界的意义上生活。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拒绝单调和平庸。”
在拒评教授的文章中，他这样表白：“这完全是一种自我的个体化言说，希望不至于引起大家的误会。我仍然尊重并理解许多在职称道路上奔走的同行。在政治化和世俗化双重冲击下的大学教育体制下，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的。”他从来都强调，“我知道自己不会改变什么，但也请你们不要改变我。”
11月26日，第三次读书会过去两天后，一位博士毕业的年轻同事来找谌洪果聊天。谌洪果发现，两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如果是来挑衅，我会赶他出去。可他是来关心你的。”这种难以对话的感觉让谌洪果觉得“崩溃”。他也更加感觉到：“价值观的很多东西，其实不能靠说服。”
现在，读书会风波已过。谌洪果依然在温和地言说。在12月3日晚，他邀请了媒体人笑蜀来课堂上给学生做《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的讲座。
他继续写影评。“读书会”第二天，他陪妻儿看了李安的电影《少年派》后，这样写道：“老虎是另一个派的形象，是他心中早已存在但长期被遗忘的另一重本相。派与老虎相依相存，意味着派与自我建立了全新的关系。派必须面对这只老虎，就像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心灵。”
他转载了韩寒的文章《让大家扫兴了》，觉得它特别适合自己的心境。“不要想着改变什么，但让什么存在是值得努力的；举凡个体，都是容易被搞掉的，自我言说的意义，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如果哪一天，人们对于每个个体的独特和不同，能够宽容接纳，世界就比较正常了。”他这样总结和表述自己的心境。
“我希望传播理性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说到，读书会受到阻挠，你还是非常焦虑的。有没有分析过这种忐忑、犹疑的来源是什么呢？
谌洪果：那应该还是一种恐惧。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学生也在质疑，不就是读书嘛，我们AA制不就行了。我说，我们必须明白，我坚持的原则是什么，我坚持的是在大学里读书的权利。
当时有不少朋友愿意在校园外提供读书的地方，但我们都认定，不能去外面读，那是有陷阱的。如果在学校里，你就无法给我安一个罪名。这一切，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其实，我当时是做出最坏打算的。但事实上也不可能。虽然现场有四个陌生面孔。
其实更焦虑的是在事后。我要给学生做出解释，因为许多学生还不懂，我在捍卫什么，我的底线是什么。这种焦虑也让我越来越理解旋涡中的人们的处境。
南都周刊：毕竟，应对这种事件的训练机会还是很缺少。
谌洪果：是啊。包括我们在围脖上看到一些名人发言，局限性很强。因为我们所处的中国，每件事都会超出你的想象，对你原有的知识思维、做事风格都会做出挑战。为什么说公民社会建设重要？我就希望传播一种理性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固执吗？
谌洪果：有固执的一面。但我的固执不是那种偏狭。我是择善而存，我是爱反思自己的。我最知道自己是哪根葱，几斤几两。我喜欢韩寒，也是因为，他随时透露出的自己不算什么。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一个最不固执的人，我是一个随时准备纠正自己的错误的人。
南都周刊：你会向学生传递你的情怀吗？
谌洪果：会的。我在学生面前是很有耐心的，会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讲。虽然对生活方面，我有个回锅肉就满足了。但在思想学术方面，我是不会满足的。每学期我都会上不同的课。我不喜欢重复自己。
南都周刊：你开的都是选修课，为什么？
谌洪果：我这学期上法律文学课，还上法律思想史，讲桑德尔的正义课。上必修课，比如法理课，要教研室统一出题，流水改卷，我上了两次，受不了。我上课不希望像高考一样，让学生划重点，背干条。我开的三门选修课，都成功了，2006年到现在，一直在开。
但去年开始，学生在减少。我的分析不是我上的课不好，而是大学的功利化，学生们要准备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会觉得我的课是边缘的，不是必备的。这也是我的忧虑，就是大学的功利化，学生们也放弃了拓展自己的机会。
我在课堂上经常给学生说，要看一些现在看来没有用的书，但似乎没用。这也是中国的问题，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无力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在孤独地奋斗。至少在我的课堂上，我希望让学生能感受到大学的另一方面。
南都周刊：你是非常明确自己作为教师的使命的。
谌洪果：我知道自己很脆弱，我不会觉得自己振臂一呼，非常牛逼；也不会看到网络上那么多人支持我，而感觉到自己占有了道义、资源。
我是知道的，别人想灭你也会灭掉。我很多时候不去看评论，我太太有时会看，看到支持我的比较安慰，看到批判的生气。我不这样，反而批判的声音我会听一听。任何事情，做完就做完了，写完就完了。
“不要幻想自己能改变什么”
南都周刊：现在读书会风波好些天了，还有没有压力？
谌洪果：影响还没过去。其实这事发生后，我是很希望自己能安静呆着的，也不想再絮絮叨叨。昨天还有一位同事来找我，他不是批判，而是来关心我的，可他的关心，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试图来说服你。本来，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可面对这种情况，还是得解释。
南都周刊：这是价值观不同的缘故吧？
谌洪果：是啊。他说，洪果，你知道吗，在我心目中，你就是一个斗士。我说，其实这是对我最大的误会。你以为我愿意和人斗吗，我只不过守住一个底线而已。
我告诉他，谁愿意遇到这种事呢？我本来以为正正常常、单纯地带着大家读书就完了，可没完。这也让我认识到，人与人之间，观念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就如韦伯所说，在价值观的冲突上，在信仰问题上，是不能靠说服的。千万别抱着说服别人的幻想。
南都周刊：这件事后，你觉得自己会改变一些东西吗？
谌洪果：我还是很乐观的。但有一点我开始确信，今后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幻想自己能改变什么，包括改变冷漠等。公权力是不可能认错的，私权利也一样。包括我自己做错事情，也是不愿意认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