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中国银行间1个月到期的借款利息飙升到当前国际银行间借款利息的49倍，这对主要靠吃利息差而生存的中国银行业是全面恐慌性的。有迹象显示，这场钱荒背后有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联手同权贵集团和地方诸侯在金融业混战的影子。
中国钱荒远超全球金融危机时
为维持银行日常运行，银行和金融机构、大公司间每天都发生借入和借出资金的操作，这个资金借入和借出的利息，被称为“同业拆借利率”。国际上金融业间资金拆借主要在英国伦敦进行，所以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就成为国际市场资金成本的标志性指标;中国银行间资金成本主要看上海同业拆借利率(Shibor)。
2013年6月21日，中国银行间30天到期的上海同业拆借利率飙升到9.698%，而2013年5月国际银行间30天到期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只有0.197%，中国银行间的平均借款利息是国际同行的49倍!
2013年6月7日至21日两周内，中国银行间30天到期的借款利率已经飙升到9.698%，是国际银行间同类利率的49倍。(大纪元制图)
2007年7月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业陷入恐慌。2008年9月15日，有近160年历史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美国股市大跌50%，全球陷入金融危机。1个月期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在2007年8月达到接近5.5%的最高值，随后一路下降到目前的不到0.2%。6月21日中国银行业间的拆借利率，比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还高76%。
李克强欲挤压银行资金空转
4月17日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货币信用自身内部循环、自我‘空转’的数量正越来越大，速度正越来越快”。房地产是这些空转资金的主要流向之一。2013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而住房贷款新增了9700亿元，高出去年同期4700亿元之多。2013年初新国五条出台后，主要城市房价不仅没有滞涨，反而走出普涨行情，显示出社会资金扑向地产业套利的行为。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原有的传统制造业中，几乎找不出不涉及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投资的企业。
银行资金涌向房地产和金融债之后，对中小企业借贷、抽贷现象严重。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成了资金“二道贩子”，它们把轻易获得的低息贷款，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高收益领域。更有甚者，2012年以来个别大型银行利用信贷规模激增的势头把低息从中央银行借到的资金高息借给中小型银行获利，使得新增信贷并未投入到产业升级、企业更新换代等关键领域。
银监会公布2013年2月末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3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却有高达22%-53%为国债、金融债和同业拆借等非信贷资产。据向松祚估算，一季度中国新增人民币存款6.11万亿元中，至少有1/4来自于由旧债钱滚钱自己派生出来的。
5月13日李克强表示，目前的中国经济，“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6月8日在中国银行业钱荒出现之际，李克强表示，“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月19日在上海30日同业拆借利率飙升至7.6%的当天，中央银行给各商业银行开闸放钱一直按兵不动，李克强第三次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李克强虽然想逼迫银行把资金用于支持实体经济，但面对中共权贵阶层把持的金融业能否成功，并不乐观。2007年6月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高管刘啸东设计制造的招沽权证案，是中共证券金融史上第一大丑闻，涉案金额高达12,000亿元人民币，约50多万中国大陆股民因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直接损失228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500多亿元人民币。幕后操纵何时暴涨暴跌的人是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江绵恒通过刘啸东的具体操作，将股民的钱送入江氏家族腰包，再通过刘转移海外。
2011年，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共同建立了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这家私募基金至少要筹集10亿美元用于在中国市场进行收购。
曾培炎之子曾之杰(Jeffrey Zeng)是北京“开信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同时也是中特物流股份公司董事长。
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CEO。此前，刘乐飞曾是中国人寿投资部总经理和首席投资官，管理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中信产业基金由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创立，于2008年6月成立。
2006年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帮助美林证卷获得了一项高达220亿元的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在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帮助下，利用拥有部份五粮液和国窖白酒股份的四川信托，用2亿元“投资”就窃取了70亿的国有资产。
“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像一块正在承压的钢化玻璃，一旦压力超过临界值则整个体系都将碎掉。而金融‘空转’，正可谓一个承压最大的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形象地比喻道。
地方诸侯投资饥渴卖地为生
如果说中共权贵家族掌握了中国的金融系统，地方诸侯则把持了土地审批贩卖。在推高房价地价上，这两大利益集团有共同抗拒李克强积压“资金空转”的动力。
2013年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在北京称，算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中共政府债务已经占到201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52万亿)的50%，即26万亿人民币。该组织最新发布的《财政监督报告》中披露，受2008年刺激计划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或成财政风险潜在源头，80%被调查城市称会以销售土地来偿付债务。一些地方政府仍处于极脆弱风险边缘，如一些欠发达西部省份。
跟北京政府接近的消息来源说，中国为城镇化支出6.5万亿美元以加强经济的计划现在碰壁，因为最高领导人担忧另一轮支出热潮将推高地方债务水平并吹大房地产泡沫。(WANG ZHAO/AFP)
公开信息显示，在2013年中共各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国有土地收入预算为3.3万亿元。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系副主任徐振宇近日发布数据表示2008年到2012年的5年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纯收益高达4.1万亿元。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杨遴杰估算，地方政府有诱因把成本“灌水”，规避将利润缴到上级政府，因此各地卖地实际利润率应高达45%以上。但由于地方土地出让收益仍是不公开的秘密帐目，实际状况无从得知。
目前中国经济遭遇困境，各地诸侯都希望利用“城镇化”改造的机会，大搞基建快速拉动经济。5月24日路透社报导，李克强否决了中国国家发改委起草的耗资40万亿的城镇化方案，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称，中国领导层担心再来一次投资狂潮将推高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并加剧房地产市场泡沫。
为国务院提供谘询的最高智库经济学家表示，“中央政府努力快速启动改革，但是地方政府的看法不同，他们将这看成促进投资的最后一次机会，”
2013年6月15日，年财政收入327亿元的内蒙古包头市宣布，将在3年内大手投资200亿，改建该市最大的贫民区，该项目借款利息超过20%。
王岐山部署金融反腐旧部上位
出于对中共亡党的恐惧，18大中共高层领导换届后，作为财经及金融专家的王岐山被任命为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媒体普遍认为，王岐山将严打金融大鳄。
2013年4月中旬以来，由王岐山和国务院、中组部负责改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党、政班子和银监委、证监委党、政班子。目前亦有12名行长、副行长被责令退休，9名副行长及银监委、证监委副主任被免职待审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列作央企的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7间省级发展银行(包括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山东省、云南省、江西省、海南省等发展银行)、21间城市银行受到警告，需进行整顿。在其他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已拘捕内部涉嫌人400余名。25家证券公司被警告整顿、罚款、改组班子，其中有9家证券公司已被3次或以上警告及罚款处分。
中国银行高级官员自肥腰包的丑闻比比皆是，深知金融腐败的王岐山令国营金融大老担心日子不好过。然而，面对中共全方位制度性的腐败，恐是越反越腐。(AFP)
与李克强开始在金融界挤压泡沫巧合的是，从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陈元被调离开始，几大银行密集换将。5月31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田国立就任中行董事长。5月中旬，田国立出任中行党委书记;5月22日，工商银行副行长易会满出任工行行长;5月8日，招商银行宣布，田惠宇接任招行行长;胡怀邦则出任国开行行长。据悉，“两田”都是王岐山当年主掌建行时旧部，田国立担任过王岐山的助理，田惠宇更是王岐山的秘书，胡怀邦也是王的心腹。
此外，与王岐山曾一起担任过朱镕基助手的马凯、楼继伟和周小川也都集体上任，获任执掌关键财经部委。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从中投公司回归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和“破例”第三次出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均是朱镕基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主任时的老部下。这使得王岐山能够在整个金融系统施展“强腕”。
包括财政、税收、股市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是中国的“钱袋子”。在江泽民腐败治国10年中，金融系统早已“硕鼠”横行，“钱袋子”千疮百孔。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研究室一份就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深圳等七省市银行、证券业调研考察报告显示：在银行担任中高级管理层职务10年或以上(15年以下)拥有财产平均1，650万至4，600万元。在证券公司担任高级管理层职务10年或以上(18年以下)拥有财产平均4，500万至1亿5，500万元。
在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任中高级职务的官员，其父亲、母亲85%以上是党政军高中级干部或已退离休高中级干部。
作为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金融业非常了解的王岐山，能否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金融业真正“清道”，外界并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