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依靠债务生存既轻松又有利。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一味地大量借债，以便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地区，包括建设比相邻地区更多、更高的摩天大楼等形象工程。直到不久前，这还是保证自己飞黄腾达的绝佳手段。似乎，现在中央要终止这种现象。

     为了鱼不至于从头变坏，开始从尾巴清理。北京大量更换地方领导，规模之庞大前所未有。目的之一就是坚决制止那些“敢于”冒险的官员。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更新和深化改革成果的必要条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雅科夫·别尔格尔认为，这是一个现实的任务。

     他说：“计划是可以完成的，是现实的，尽管会遇到巨大困难。但是新一届领导人也正是想以此表现出完成这些任务的坚强决心。”

     北京将向地方派出审计组进行专项审计，对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专家们早就敲响了警钟，因为地方政府债务仍在增长。中国地方债务总额最近两年翻了一番。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彻底破产。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专家季斯金认为，暂时还看不到能够制止向债务陷阱陷落的好办法。

     他说：“重要的是，不要让泡沫继续膨胀。中国人明白这个问题，正致力于进行调解。同时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不再会有以前的那些可能。我看不到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因为中国有可能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

     据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GDP的40%。其中大部分是银行贷款。而且让北京非常担忧的甚至还不是2万亿美元的“官方贷款”的巨额债务。问题出在“影子银行”。

     中国地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影子银行，因为大型银行通常对地方政府不感兴趣。影子银行贷款数额非常巨大，达5万亿美元。而且正是由于影子银行巧妙地让地方政府坐上了贷款针毡而使得自己最近4年增加了大约3倍。

     最普遍的一个方法就是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为百姓提供诱人的、但很少有金融担保的银行金融产品，包括各种各样的债券。百姓手里的债券金额已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如果他们要求地方政府一次偿清，那么肯定会遭到拒绝。而这为社会爆炸提供了潜在的土壤。

     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荡，中央政府有时也满足当地政府的要求，替他们还债，但是这最终会加重国家预算的负担。北京看来已经非常清楚，这威胁着整个金融系统。中央政府不想再让自己承担地方政府的还债义务。从中央派往地方的审计组应当解除这颗埋在中国金融系统下的“定时炸弹”。

     见不到一人、闪着红绿灯的街道，空荡荡的楼房，没有食品和顾客的超市，没有孩子的幼儿园——所有这一切已不是美国那些有关可怕的流行病或者世界末日的电影的情节。而是对中国典型鬼城的真实描写：内蒙古康巴什市、云南呈贡区、江苏长青沙、河南郑东。据估测，中国现在大约有6400万座空楼。为发展落后地区而进行的亿万投资化为乌有：人们不愿离开中国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

     还有一个投资过热的例子：曹妃甸工业区未完工的建设项目。它的建设开始于2003年。中共政府决定把首钢集团搬迁到那里。然而这家工厂成了亏损企业。2011年企业亏损36亿元人民币。结果，曹妃甸工业区成了一个没有经济效益的地方。虽然已经向该项目注资约900亿美元，但是决定停止建设。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认为。过剩生产能力是经济增长模式病端的最好体现：国家计划投资，而公司不顾市场条件必须执行。

     别尔格尔说：“中国是全球第一产钢大国。而其生产能力还要大。至少1亿吨生产能力过剩。水泥工业、甚至在那些诸如太阳能电池这样的新型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近年来他们的生产能力增长如此之快，以致中国已经无法全部销售掉自己生产的太阳能电池。”

     中共政府预测，经济增速可以达到7.5%的水平。然而许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要知道，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之一的投资的效益因投资倾斜政策而继续迅速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出口。由于工资的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难同东南亚较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竞争。而继续借助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已成冒险之事。雅科夫·别尔格尔认为，在此情况下，经济弊病将会加深。

     他说：“在2008年危机时中国向经济注入4万亿人民币而保持了增速。投放这些人民币后，中国得来的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到处都追逐GDP的增长，为了不让这些数字降低。建设了各种各样的根本不需要的工厂。如今民宅行业也受到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威胁。”

     向投资倾斜的政策还衍生出一个问题。得到国家支持进行了过多投资的投资者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偿还贷款的困难。最终导致存款额与贷款额之间的差别加大。何时达到临界点——很难说。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形势继续恶化，银行系统危机就会断送“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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