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克格勃，想必人们并不陌生。从已揭秘的前苏联档案中显示，共产党魁下达的大清洗，大屠杀命令，克格勃做为苏共特别的工具势必执行。以至后来苏联解体后，克格勃的形象在俄语影视中，几乎占据了所有冷血阴险的负面角色。
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也即第五局的重要人物菲•博布科夫，在苏联解体后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了《克格勃与政权》一书。在这本书中，博布科夫不仅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克格勃内部细节，而且也以大量实例，叙述了共产体制下的一大特色，通过虚构反动组织，虚构反动事件，来掩盖苏共的暴力统治，导致了日渐加深的社会矛盾，民族冲突和苏共存在的政治危机。
博布科夫回忆说，在克格勃里本来有一些人是很不错的同事朋友，但因整个体制要求的绝对“忠诚”，于是虚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便蔚然成风，所以一些同事就被人构陷为勾结英美势力的叛徒等等，在众人面前进行公开大审判。做为同事，尽管明知对方是冤枉的，但也不敢为其辩解说话，甚至不惜落井下石，撇清和自己的关系。
书中列举到，有一个名门望族，也是苏共委员给斯大林写信，说情报部门正在策反，正在组建反动组织。于是这个委员并煞有其事的“揭发”了，情报部门所有的策划和阴谋，并整理了十多页的文字报告上呈“告密”。当时苏共体制的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形成的整个大环境社会风气，使人觉的保障自身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告密，编制各种各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使极端高压的情绪予以释放。
有一个副部长虚构了有人颠覆苏共的密谋之事，唯一的证据就是副部长的一封亲笔信。根据副部长的告密，有20多个人被关押，而且面对“莫须有”的颠覆反动事件，这20多个人最后居然都供认不讳。共产体制下形成的特色心理，说你反动，那就别指望为自己洗脱辩护。结果，“莫须有”事件的始作俑者，也被这20多个人公认为密谋分子之一，一同遭到处决。
面对大量的民族问题，苏共为了威慑和统治，就希望克格勃在“调查”中，虚拟反动事件，反动的组织，以便有藉口进行干涉和打击。为了满足党魁的喜好，克格勃也会对其口味的，特别“制造”出反动组织。这些都是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导致的负面效应，以满足党魁和苏共体制的特点，殚尽竭虑地监督、监视社会和民众，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彼此戒备，整个社会处于紧张激烈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在警告、威胁、危险和恐惧下，不得不学会了保持沉默、隐蔽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1967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令(苏共)政治局委员们格外震惊。在报告中，起草者们列举了一些“前所未闻”的向苏共挑衅的例子，比如：克雷先科夫企图在红场上用自制炸药炸死自己等等。由于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因此被匆忙的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大帽子。
由于苏共统治压制、禁锢和摧残民众的独立见解，自主思想和创新精神，为了统治的危机寻找出路，在国内国际上企图刻意营造政治开明、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苏共党魁迷信的共产主义，从始至终只带来了两种颜色，黑色的争斗与红色的血腥，并一再错失从根本体制上入手，解决社会矛盾的契机，最终苏联在民意的抛弃下，彻底解体。
对比前苏联的历史，看看现在中共治下的局面，用不了多久也会走它“苏联老大哥”的路，超过上亿的中国民众和平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风起云涌的三退大势，去共运动，岂是少数人对中共的幻想，所能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