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士绅
1840年，南方正笼罩在鸦片战争的阴影中，而冰雪之灾旋起。《清代述异》记，是年冬日，江浙大雪，平地积雪四五尺，山坳处则厚达丈许，似较去岁南方雪灾更烈。凡有水流处皆被冻结，船只如失翼孤鸟，难以航行。这场大雪到1841年早春始得解冻。
浙江湖州有一座山寺，现在或可暂改名“寒山寺”。寺内僧徒四人，一人于初雪时下山化缘，为大雪隔断在山脚村落，雪化后回寺，困守寺中的三名僧人已饿冻而亡。
同一时间，江苏太湖有舟被冻湖心，如为上帝之手冰凉攥于掌心。月余后湖冰消融，无系孤舟顺流而下，岸边人发现，舟内已无活口。船中犹存大米数袋，然火种已绝，舟客无力为炊，遂饿冻而亡。
犹记明末张岱在西湖，逢大雪，往杭州湖心亭看雪，写下美得令人窒息的句子，“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若此雪大到成灾，则张岱的雅洁空灵可能只好变成歌悼生灵。
布罗代尔曾说，在15-18世纪的西方，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其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太阳王。这话对同时期的中国也适用。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明清“小冰期”。清代顺治、康熙时特冷;雍正、乾隆、嘉庆时较暖，道光以降又转寒冷。据高建国的研究，有清一代冻寒而死的百姓，多至数十万。雪灾重镇在北方，然南方也并不轻松。李开周发现，正史记载的南方雪灾多达几十次。例如康熙三年三月，安徽南陵“大雪深数尺，树木冻死”;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江苏苏州“大雪严寒，人有冻死者”;嘉庆元年正月，“湖州大雪，苦寒杀麦”，同年十二月，“金华大雪，麦几冻死”;咸丰八年七月，上海大雪，“冻毙人畜甚多，河水皆冰”……而正史以外，清代野史、笔记、诗文集中记载的必然更多。
清代之经济、科技、交通均远较今日落后，中央政府之行政能力，也难与当今颉颃。然其社会赈灾机制，亦有独特之处。
1842年，江苏无锡连降巨雪，死者多于平日十倍。无锡训导余治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募资设立“恤寒会”，贫民得有棉衣，摊贩得有风帽，孤老得有暖被。该会更雇人挑担送炭，以济贫冻之家。后来，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庇寒所”，有点儿像今日之临时板房，以供大雪毁屋之贫民借宿。1843年，苏州降雪奇寒，又有本地士绅，于城外渡僧桥下，每日清晨预备炒饭和姜汤，凡过往贫民，皆得人给一碗，略暖肠胃，稍脱寒疾之苦。
不独江南士绅有此悲悯，各地皆然。陕西的严作霖等乡绅，在光绪年间倾力赈灾，为地方志赞为“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严作霖还曾发出募灾公启，中间说：“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一省之灾关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以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赈务者也……数十万饥寒之众，倘无以还定安集之，其关系于大局者实非浅鲜”。
上引史料，实际上皆是中国传统“士绅社会”之写照。所谓“士绅社会”，最早由费正清提出，大约是指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知识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能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中有很大的权力真空，遂由地方士绅填充，形成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它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缓冲，形成一种“第三领域”(黄宗智语)，参与社会整合，衍生初级意义上的公共精神。然而，“士绅社会”乃是建立在某种自然基础如地缘、血缘之上，而非建立在某种抽象的平等公民的政治权利及道德共识之上。因此，其对社会的整合有相当的局限，也不能由此生发出真正的公共精神，进而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遗憾的是，“士绅社会”在1949年后基本被摧毁殆尽，国家正式科层机构的扩展超过民国最基层的区，直接下到公社(镇、乡)一级，甚至通过党组织达到大队(行政村)一级，创造了历史上国家权力插入社会基层的最深记录。而时至今日，比“士绅社会”更符合现代文明的“市民社会”，在中国也未真正形成。譬如作为“市民社会”中坚力量的NGO组织，仍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乃至倍受猜忌与打压。这在08年汶川大地震中已可看到端倪，在09年8月的许志永案、12月“多背一公斤”网站被拔线等事件中则再次显现。不过这话题非文史随笔所能涵盖，还是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