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党内高层保守力量远远大于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就一直在孤军作战。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场政治改革在高层就是一场保守派和改革派实力悬殊的较量。胡耀邦在位时，胡赵二人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位高权不重，牵扯他们的高层力量是位不高权却重的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邓陈李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赵是听命于“第一把手们”的少数派。
在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数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总是互相支持。关于这一点，鲍彤在他的“我看胡赵关系”(见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张显扬等著的《赵紫阳的道路》)一文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种“扬胡抑赵”的怪现象时指出，在经济改革的某些问题上，胡赵二人确实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改的重大问题上，他们配合得很好。鲍说：“胡耀邦致力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保障大家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依法办案而不再由党办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做伯乐和选拔年轻的接班人，赵紫阳致力于建立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由此可见，在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赵二人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小平和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这些元老站在保护一党专制的统一立场上，邓小平的底线就是他们的底线，他们对胡赵的各种指控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邓小平对胡赵的最大不满。“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后，少数派赵紫阳就成了孤家寡人。在和元老交战的过程中，用麦克法夸尔的话，赵几乎总是孤军奋战(见《改革历程》代后记)。他既要在第一线和元老们周旋，又要防止背后李先念、李鹏等人发出的暗箭。
政改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实践者，赵紫阳没有推动政改的实权和实力。这表现在，赵紫阳在重要人事方面和决策方面都没有主导权。
在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赵虽是中共总书记，却不能主导诸如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那样的任命。赵紫阳1995年在软禁中接受杨继绳的采访时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能顶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赵对保守派宣传部长王忍之很不满意，却无权撤换他。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出台方面，身为中共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也没有实权。价格闯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鹏和陈希同等人的说法，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他们认为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赵紫阳。但这不是事实。吴伟说，他查阅了他在政改办的全部工作日记和会议记录，发现在那段时间里，赵紫阳考虑的一是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二是物价稳定问题，并没有任何记录涉及到“价格闯关”。根据鲍彤的回忆，1988年首先提出价格闯关的，是邓小平。赵紫阳后来在他的书里，也证实了这是邓提出来的，但赵紫阳在位时，和后来被审查时，都没有为自己分辨，而是为邓小平背了黑锅。
赵紫阳在后来的软禁岁月里感慨道，即使不发生六四，他也搞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没有实力。由于没有实力，那时的赵紫阳有时只能充当元老们的“大秘书长”，而当邓小平和陈云二人有分歧意见时，他又成为“一仆二主”，无法适从。
总之，基于上述几个原因，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改试验失败了。它告诉我们，对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来说，高层决策者的改革意愿和改革实力，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必要充分条件。
习近平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快速积累了像邓小平一样的政治强人的本钱和政治实力，但是倘若没有赵紫阳和胡耀邦那样的政改意愿，中国的政治发展仍将停滞不前。而政治改革的长期缺位，必会严重拖拽习近平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进程。(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