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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许家屯流亡24年仍不承认自己在流亡

【许知远:许家屯流亡24年仍不承认自己在流亡/原题:漫长的休假】“先说说你的看法嘛”,许家屯问,苏北口音浓重。我们正谈到此刻的香港的局势,这城市充满躁动与不安。
未及我开口,他自顾自地笑起来,笑声爽朗,有一丝恶作剧式的调皮,像是一个手中有了标准答案的少年在难为他的同学。
这苏北口音与笑声曾经征服了整个香港。在1984年至1990年间,这个坐在我对面的老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个新闻记者式的职位就是北京在香港的最高权力,它与半山上的港督府共治这个殖民城市。当他赴任时,香港又处于一个转折时刻。中英和谈即将结束,过渡时代开始,而他的使命就是让这过渡更平稳。这个城市有一种深深的恐共情绪。它1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逃离中华帝国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正是红色帝国的兴起,共产党制造的无穷饥荒与内斗,让人们拼死逃向此地,以获得安全与希望。而如今,它又要重回北京的治下,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已经改变,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了“四人帮”,但这值得信任吗?
他成了不同寻常的的分社社长。他参访九龙城寨、身着体面的西装出席酒会,宴请大资本家、在新闻发布会上爆发爽朗笑声、主动接近台北……象北京的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刘宾雁一样,他成了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都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加入共产党,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如今他们参与“拨乱反正”,要复苏被压制的理想,为人民谋福利。
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似乎都接近了目标,他们缓和了党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人们也是健忘的、倾向于原谅统治者的,不管你犯下多少罪恶,只要你表现出少许的改变,就立刻迎来欢呼。权力是春药,巨大的权力更是毒品,它让你原谅一切,北京正是这巨大的权力。而他们又代表了这巨大权力中开明的一面。
不过,这一切都在1989年的夏天嘎然终止。人性面孔被撕下了,共产主义的狰狞面目显现出来,这些开明派不仅无力阻挡这些变化,而且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领袖赵紫阳丢失权力,身陷软禁,他的支持者被清查,身处香港的许家屯则决定逃亡。他曾建言赵紫阳与杨尚昆,把学生的诉求理解成爱国运动,切勿以武力对待,他也对香港的中资企业、媒体的反北京的态度保持宽容,拒绝进行路线斗争、事后清算。他随即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窘境,1990年5月,他秘密飞往旧金山,临行前,他致信邓小平、杨尚昆,他是被迫“去国”,这只是暂时的,他将对外宣称是“旅游休息”。他成了中共历史上“叛逃”的第二高官,仅次于林彪在1971年的离去。
24年过去了,邓小平与杨尚昆都已作古,许家屯的“旅游休假”还是没结束,而且看起来,它也无法结束了。在洛杉矶的Chino Hill的一座半山寓所里,我见到了他。借助辅助器具,他仍能在偌大的房间中自由行动,而当他开始谈话时,真难以相信他已经98岁,他思路清晰、记忆准确,只偶尔用力地拍拍自己的前额,感慨人老了,忘记了“陈伯达”的名字。
出生于1916年的许家屯,历经了20世纪中国的主要变革。他感慨说,自己参加革命晚了,要到20岁才入党,他记得日本兵的强大战斗力——“他们的民族性不同”,他记得毛泽东的接见——“他表扬了我,因为我敢于接近群众”,他也记得初次见到达赖喇嘛——“我做南京市委书记时接待过他,他才21岁,整个人很‘洋化’”,他还记得文革中那两百多次批斗,还有对邓小平的印象——“他这个人容易偏听偏信”……
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是香港时光——他的历史地位标志,而是“解放战争”。“我们都以为要打上8年,结果4年就结束了”,他笑意吟吟。那时,他不仅年轻,也确信自己不仅站在历史正义一边,也站在历史力量一边。
当然,他也从不会认定自己后来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难以同意“解放”只是意味着更深的奴役,他也相信“六四”屠杀只是意外的出轨,至于他多年流亡,也只是因为党内反动势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存在着根本错误,错的只是具体的人。正是江泽民与李鹏的方式,他才被迫出走,也正是在他们的治下,中国才出现如此多的“利益集团”,造成空前的腐败。所以,他赞扬习近平的“新政”,因为反腐败有力。而他对“国民党为何失败”的解释,则是“他们太腐败了”。他从未试图与共产党决裂,即使在流亡24年后,他仍不承认自己在流亡状态。承认流亡,就意味着他与这个既有体制的分离。
我该反驳他这些想法吗?让他接受“共产党已无药可救”的观点吗?这似乎过分残酷了。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共产党,被一股理想主义所吸引,为了这种理想,他对于现实采取了“选择性的记忆”,至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相信文化革命并非毛的本意,而林彪的叛逃则是“他太等不及了”。
面对他的真挚态度、爽朗笑声,我无法反驳。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他青年时代的信念所系,倘若否定,不啻是对他整个人生的否定。最近,他又在撰写新的回忆录,是对之前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的补充,从他的出生,贯穿整个革命生涯。不过,他没准备书写流亡美国的岁月——“这有什么可说的”。对他来说,美国生活的主要意义是有了大段时间思考往事,也为他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的良机。他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兼容的,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存在,他也相信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知识经济是未来的主流。你无法嘲笑、更不能低估他的这种发现的重要性,他一生都在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度过,身经各种战争与残酷,如今重回一个常识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个非凡的成就。不过,他的常识依旧带有明显的缺陷。
我们也谈到了香港,我很想知道,这个离任已久的香港分社社长怎么看待此刻的香港——它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却没有准备投入中国的怀抱,反而兴起一股越来越逆反的情绪。这也是文章开头的问题。当我说完这是“香港人争取主体性的追求,《基本法》并未落实”后,他显然不同意我的判断。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香港是中国与英国决定的,此刻的香港则是中国与美国的较量。他仍是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的角色,香港自身的渴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部的力量。香港要获得自主性的愿望更显荒唐,因为所有社会都需要被控制,此刻的香港正处于控制与失控之间。
这也象是他对于社会的理解,个人的诉求固然重要,但当发生冲突时,还是集体的意志更重要,北京正代表这集体的意志。这或许也是共产主义存在的根本魅力,它让个人遗忘自身的存在,投身于历史与集体的力量。
而他正是这个需要服从集体的个体。或许出于个人信念,或许出于家庭原因,他没有抱怨不能归国的痛苦,坦诚自己“可能再看不到中国了”,但他想中国啊。
这个98岁的老人的命运与思考最终成了中共改革派的缩影。他们被迫流亡与失声,许家屯、刘宾雁流亡美国,赵紫阳、朱厚泽则在中国进行内在的流亡,他们都被迫从公共舞台消声了。而他们最大胆的想法,仍很难突破“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框架。
许家屯的漫长“休假旅行”仍要继续,倘若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他的旅行仍值得庆贺,他内心的执着信念——不管对错与否——仍保护着他乐观地向前。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3/24.html

“先说说你的看法嘛”,许家屯问,苏北口音浓重。我们正谈到此刻的香港的局势,这城市充满躁动与不安。

未及我开口,他自顾自地笑起来,笑声爽朗,有一丝恶作剧式的调皮,像是一个手中有了标准答案的少年在难为他的同学。

这苏北口音与笑声曾经征服了整个香港。在1984年至1990年间,这个坐在我对面的老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个新闻记者式的职位就是北京在香港的最高权力,它与半山上的港督府共治这个殖民城市。当他赴任时,香港又处于一个转折时刻。中英和谈即将结束,过渡时代开始,而他的使命就是让这过渡更平稳。这个城市有一种深深的恐共情绪。它1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逃离中华帝国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正是红色帝国的兴起,共产党制造的无穷饥荒与内斗,让人们拼死逃向此地,以获得安全与希望。而如今,它又要重回北京的治下,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已经改变,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了“四人帮”,但这值得信任吗?

他成了不同寻常的的分社社长。他参访九龙城寨、身着体面的西装出席酒会,宴请大资本家、在新闻发布会上爆发爽朗笑声、主动接近台北……象北京的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刘宾雁一样,他成了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都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加入共产党,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如今他们参与“拨乱反正”,要复苏被压制的理想,为人民谋福利。

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似乎都接近了目标,他们缓和了党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人们也是健忘的、倾向于原谅统治者的,不管你犯下多少罪恶,只要你表现出少许的改变,就立刻迎来欢呼。权力是春药,巨大的权力更是毒品,它让你原谅一切,北京正是这巨大的权力。而他们又代表了这巨大权力中开明的一面。

不过,这一切都在1989年的夏天嘎然终止。人性面孔被撕下了,共产主义的狰狞面目显现出来,这些开明派不仅无力阻挡这些变化,而且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领袖赵紫阳丢失权力,身陷软禁,他的支持者被清查,身处香港的许家屯则决定逃亡。他曾建言赵紫阳与杨尚昆,把学生的诉求理解成爱国运动,切勿以武力对待,他也对香港的中资企业、媒体的反北京的态度保持宽容,拒绝进行路线斗争、事后清算。他随即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窘境,1990年5月,他秘密飞往旧金山,临行前,他致信邓小平、杨尚昆,他是被迫“去国”,这只是暂时的,他将对外宣称是“旅游休息”。他成了中共历史上“叛逃”的第二高官,仅次于林彪在1971年的离去。

24年过去了,邓小平与杨尚昆都已作古,许家屯的“旅游休假”还是没结束,而且看起来,它也无法结束了。在洛杉矶的Chino Hill的一座半山寓所里,我见到了他。借助辅助器具,他仍能在偌大的房间中自由行动,而当他开始谈话时,真难以相信他已经98岁,他思路清晰、记忆准确,只偶尔用力地拍拍自己的前额,感慨人老了,忘记了“陈伯达”的名字。

出生于1916年的许家屯,历经了20世纪中国的主要变革。他感慨说,自己参加革命晚了,要到20岁才入党,他记得日本兵的强大战斗力——“他们的民族性不同”,他记得毛泽东的接见——“他表扬了我,因为我敢于接近群众”,他也记得初次见到达赖喇嘛——“我做南京市委书记时接待过他,他才21岁,整个人很‘洋化’”,他还记得文革中那两百多次批斗,还有对邓小平的印象——“他这个人容易偏听偏信”……

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是香港时光——他的历史地位标志,而是“解放战争”。“我们都以为要打上8年,结果4年就结束了”,他笑意吟吟。那时,他不仅年轻,也确信自己不仅站在历史正义一边,也站在历史力量一边。

当然,他也从不会认定自己后来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难以同意“解放”只是意味着更深的奴役,他也相信“六四”屠杀只是意外的出轨,至于他多年流亡,也只是因为党内反动势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存在着根本错误,错的只是具体的人。正是江泽民李鹏的方式,他才被迫出走,也正是在他们的治下,中国才出现如此多的“利益集团”,造成空前的腐败。所以,他赞扬习近平的“新政”,因为反腐败有力。而他对“国民党为何失败”的解释,则是“他们太腐败了”。他从未试图与共产党决裂,即使在流亡24年后,他仍不承认自己在流亡状态。承认流亡,就意味着他与这个既有体制的分离。

我该反驳他这些想法吗?让他接受“共产党已无药可救”的观点吗?这似乎过分残酷了。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共产党,被一股理想主义所吸引,为了这种理想,他对于现实采取了“选择性的记忆”,至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相信文化革命并非毛的本意,而林彪的叛逃则是“他太等不及了”。

面对他的真挚态度、爽朗笑声,我无法反驳。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他青年时代的信念所系,倘若否定,不啻是对他整个人生的否定。最近,他又在撰写新的回忆录,是对之前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的补充,从他的出生,贯穿整个革命生涯。不过,他没准备书写流亡美国的岁月——“这有什么可说的”。对他来说,美国生活的主要意义是有了大段时间思考往事,也为他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的良机。他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兼容的,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存在,他也相信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知识经济是未来的主流。你无法嘲笑、更不能低估他的这种发现的重要性,他一生都在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度过,身经各种战争与残酷,如今重回一个常识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个非凡的成就。不过,他的常识依旧带有明显的缺陷。

我们也谈到了香港,我很想知道,这个离任已久的香港分社社长怎么看待此刻的香港——它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却没有准备投入中国的怀抱,反而兴起一股越来越逆反的情绪。这也是文章开头的问题。当我说完这是“香港人争取主体性的追求,《基本法》并未落实”后,他显然不同意我的判断。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香港是中国与英国决定的,此刻的香港则是中国与美国的较量。他仍是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的角色,香港自身的渴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部的力量。香港要获得自主性的愿望更显荒唐,因为所有社会都需要被控制,此刻的香港正处于控制与失控之间。

这也象是他对于社会的理解,个人的诉求固然重要,但当发生冲突时,还是集体的意志更重要,北京正代表这集体的意志。这或许也是共产主义存在的根本魅力,它让个人遗忘自身的存在,投身于历史与集体的力量。

而他正是这个需要服从集体的个体。或许出于个人信念,或许出于家庭原因,他没有抱怨不能归国的痛苦,坦诚自己“可能再看不到中国了”,但他想中国啊。

这个98岁的老人的命运与思考最终成了中共改革派的缩影。他们被迫流亡与失声,许家屯、刘宾雁流亡美国,赵紫阳、朱厚泽则在中国进行内在的流亡,他们都被迫从公共舞台消声了。而他们最大胆的想法,仍很难突破“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框架。

许家屯的漫长“休假旅行”仍要继续,倘若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他的旅行仍值得庆贺,他内心的执着信念——不管对错与否——仍保护着他乐观地向前。

责任编辑: 刘诗雨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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