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姜文从北京到香港出席某电影酒会时，一时兴起，讲起了此前他在纽约拍戏时所经历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他说：“之前我到纽约拍戏，有一个阿拉伯人卖小吃的，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他说，‘我知道，Hong Kong’！我说是北京，他说‘香港97回归后就改叫北京！报纸也有刊登，国际政治我很懂，香港已经没了，叫北京’！他真的相信这件事，所以你说我住香港或是北京都一样。”
这段话外有音的小故事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或许谁也不会深究，现住北京的姜导在电影发布会的举办地香港抛出这样的一个带着政治敏感的小幽默究竟有何特殊的示意和内涵。事实上，即便人们抛开对姜导此次的临场发挥进行刻意的琢磨与揣测，也难以摆脱对故事中“香港即是北京”、“美国卖小吃的很懂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产生一系列的遐想。我们不仅要问：那位美国的小吃摊贩声称“很懂”的国际政治究竟是何种政治？而本就地处天南海北的两块不同的区域又如何让人理解为不分彼此？或许探寻这两个问题都得从香港当年的主权移交说起。
早在1984年12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中共当局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时，香港这块曾在英国民主体制下生存了近百年的自由城市就已然决定了此后的发展方向以及未来的宿命。尽管坚守立场的英政府直接向中共提出了“主权换治权”的政治构想，尽管“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希望通过《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细节竭尽全力的保障“港人治港”的权利，然而，最终的放手就意味着这场涉及国际政治的角逐还未开战就呈现出了败北的结局。无论香港政坛的资深人物倾向于“英国政府做得不够”，还是纠结于“难道像对阿根庭一样开战”的无奈选择，都无法改变机会的天平向中共倾斜的悲惨命运，也为香港此后逐渐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服从北京埋下了毫无悬念的伏笔。
于是，从1990年4月颁布最后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到以利益为诱饵、钦点97年之后的第一任“亲共”港督董建华，北京的中共政府可谓是将赤化香港的猴急状态演绎到了极致。此外，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出身于中共地下党员“爱党世家”的特殊背景，以及唯一受港人所拥戴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却被逼辞职的现实境况都足以表明，中共已然大张旗鼓的拉开了赤化香港的序幕。尽管剥夺人权与自由的“第23条”恶法在在香港主权移交6周年、50万港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被搁置，港督董建华也因失去中共大后台的庇护而以“被迫辞职”收场，然而香港不断遭受红色恐怖侵袭的态势却丝毫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愈演愈烈。
如果说，董建华仓促辞职之后接任总督之职的原财政司长曾荫权还能让那时的香港市民看到争取人权与自由的一线希望；那么今时今日完全任由中共摆弄、为中共赤化政策冲锋陷阵的特首梁振英则终于从根本上断绝了香港民众渴望实现民主自治的最后一念。作为拥有着中共地下党员真实身份的港督，梁振英从走马上任时起，就一直扮演着为中共江泽民集团打压、钳制香港效犬马之劳的实战先锋与得力助手。从利用黑帮黑道、制造众多破坏香港和平的暴力事端到无视、甚至纵容江泽民集团在香港设立的青关会肆无忌惮的打压法轮功；从公开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媒体老板无辜被袭到自由发声的媒体工作者被无端解聘；从强制推行针对中小学生的国民洗脑教育到勒令教育局打压为法轮功仗义直言的小学教师；梁振英执掌香港的那段时期，英国治港时所建立的普世价值可谓是遭到了反覆的践踏和蹂躏；同时，梁振英本人也丝毫不惧民心，只倾尽全力的替中共实现着赤化香港的独裁大梦。
细数1997年以来香港所遭遇的这些令人欲哭无泪、无力转圜的历史片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姜导在电影发布会调侃时道出那个小故事正是今日香港生存境况的真实描述。姜导那句“你说我住香港或是北京都一样”的幽默告白除了带给喜爱姜导电影的粉丝们一丝亲切感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在表达着自己的某一种颇为震撼的感受，那就是当初政治上的服从似乎已然决定了今日香港的整个氛围和环境都与北京再无不同。
相比大洋彼岸深谙中国现实的街边小贩，中国人自己或许还未清醒的认识到，无论中共欲将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共产谎言与强权暴政根植在哪里，那个地方的民众都会深陷人权被剥夺、自由被禁锢的水生火热之中，整个社会也会惨遭谎言与暴力的毒害和侵蚀，呈现出一片迷茫、无序、动荡以及恐慌的末世之像。如果香港人都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今天的香港也能幸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