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摘自海外党媒多维网/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四十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象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
“我们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热衷。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我开始与司机逗闷子。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象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坦率得让人吃惊，也让我感到了一丝沉重。
我决定继续和他逗闷子：“打仗真不是好玩的事。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象很多人拥有物业、企业，更不象贪官有财富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现在这日子反正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索性博一下。”司机的回答越来越坦率。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越来越沉重了。我觉得已无须再和他逗闷子了。
但真正让我沉默的，是他下面的这句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我不否认这位司机朋友的爱国情怀，但他对战争的热衷，真的只是为了爱国吗？他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更多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甚至是对内政的焦虑和不安。
这位司机一定不知道，他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在展现一个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周边安全情绪的背后很可能是转型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这位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今天中国的一些看上去很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其根源其实一点也不敏感，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和民生模式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