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指挥的中国国务院根据简化政府机构、向下级机构放权的“简政放权”方针，于去年春季撤除了30多个领导小组。但1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各种不寻常的领导小组正陆续出现。首先，今年1月末出现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国领导层现在仍经常把“改革”两字放在嘴边，这个领导小组就是专门负责改革事务。小组的人员构成非常有重量，习近平任组长，三名副组长分别由李克强、刘云山和张高丽担任，七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人都在这里，因此有人将其称为中国国家政治的最高机构。
紧接着，总管中国对内对外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诞生；2月末根据习近平“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发言成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3月中旬根据习近平“战之必胜”的要求成立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小组或委员会的首长都是习近平。习近平同时担任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成立小组并亲自担当总负责人呢？原因是他认为，凭借现有职责和系统无法进行这些工作。
领导小组是党的临时机构，是中国正常党政统治方式的一种补充，一般成立于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综合权力，负责某一特殊工作。虽然是一种常设机构，但并无固定办公室，也不处理日常业务，所以有说法认为这类机构是“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
关于习近平成立这些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首长的做法共有两种解读。首先是曾担任前任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吴稼祥做出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说改革就到处动刀，可能会引发大乱。所有部门和利益集团都或多或少地与权力深层有着一定联系，改革一不小心就可能触怒既得权力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成立全新的机构即领导小组，推进改革，这样就能有效避开“谁动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之类的抱怨，避免遭到报复。
但是，这种解读带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完全可以在国务院另行设立新的机构解决这一问题，用不着成立党领导小组。因此，对习近平的小组政治出现了第二种解读，认为习近平在想尽一切办法强化党权。中国是政党与国家划等号的体制，共产党凌驾于政府部门之上的“以党领政”体制在毛泽东时期达到顶峰，但在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地位开始出现动摇。
改革开放需要专业技术(专），无法仅凭一片红心(红)进行，而在党政关系中，政的重要性必然大于党。结果就出现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江泽民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的胡锦涛执政的20年“技术官员全盛时期”，他们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但是，明日之下总有阴影，即父亲是高层技术官员的“官二代”的腐败问题，他们通过在父母担任官员的部门进行权钱交易，谋取无限利益。
父母曾是中国建国主力军的“红二代”纷纷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前辈用鲜血换来的江山正在这群“坐享其成”的官二代手中逐渐堕落，而习近平就是这批“红二代”的中心人物。不久前曾有数百名红二代在北京举行新春聚会，集体表态支持习近平铲除腐败的运动。习近平现在认为，现在导致中国社会出现腐败等各种问题的原因在于丧失了初心，失去了党性。因此，在今年年初的政法工作会议上，他才会反复强调“听党指挥”，“忠诚于党”等，强调党的领导。
习近平这一切想法都表现在小组政治上，他希望在非常时期利用党的非常机构“领导小组”治疗政府影响变大带来的副作用。同时，习近平自己担任首长，表现出了正面出击不回避小组政治责任的姿态，下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所以，中国才会有说法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过了胡锦涛时期9名政治局常委治理中国的“九龙治水”局面，进入习近平一人当家的“众星拱月”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习近平一个人的时代。（刘尚哲中国专门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