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2日，据大陆媒体报道，《广州日报》原社长戴玉庆因涉嫌受贿于3月28日接受法院审判时当庭翻供，对多项指控予以否认，并称自己是迫于外力作出有罪供述，同时揭发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对他打击报复，指王晓玲担任宣传部长时借用强权获取大量非法收入，试图干预《广州日报》经营业务，例如介绍亲属插手当时拟建工程报业大厦项目。而在4个月之前，戴的妻子杨兰凌曾实名举报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违法违纪等严重问题，涵盖基建工程、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根据最新消息，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在月度新闻发布会上，两次就《广州日报》原社长戴玉庆被控受贿案是否存在违规办案问题回复记者。这位发言人表示，广州市纪委依纪依法办案、“文明安全”办案，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法纪检验的铁案，“有关涉案人员在庭上翻供，在办案实践中时有发生，事实胜于雄辩。我相信，有关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会得到依纪依法查处。”
坊间传闻，王晓玲的另一个身份是已经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妻子王凤清的侄女。而多维新闻也从多个可靠消息源再次对此事进行了确认。据官方公开的两人的简历显示，王凤清和王晓玲均是山东牟平人。有知情人士表示，戴玉庆所揭发的王晓玲所涉问题具有一定可信度，而王晓玲借助自己的身份谋利，在广州官场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她所涉的问题应该还有更多，本人颇受争议。这一事件如被官方最终证实，将再一次表明中国官场裙带关系泛滥的严重情况。
广州日报原社长当庭翻供矛头直指王晓玲
今年3月28日，广州日报社原社长、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戴玉庆涉嫌受贿一案，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起诉书指控，戴玉庆在2006年至2012年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共计250.1万元。在庭审中，戴玉庆“翻供”，否认了主要的受贿指控。而此前他在接受广州市纪委组织调查期间，以及在广州市检察院进行提审询问时，对于起诉书的指控都作了确认的供述。在庭上，他强调，自己在接受纪委调查期间，迫于强大压力而违心承认自己受贿。
同时，戴玉庆在法庭上当庭检举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指其在担任宣传部长时，试图干预《广州日报》经营业务，例如介绍亲属插手当时拟建工程报业大厦项目。戴玉庆认为，自己曾多次抵制上级干预业务正常开展，故而招致后来的打击报复。而在此前，戴玉庆的妻子杨兰凌已于2013年底对王晓玲进行实名举报，举报涵盖基建工程、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个事例涉及资本运作。报道说，在《广州日报》重组的过程中，王晓玲有亲戚从中获利7,000余万人民币。
据查，这并非王晓玲首次身陷传闻，据此前多维新闻报道，其在2011年当选广州市纪委书记时涉嫌履历造假。当时广州政府官网所公布的履历显示，其15岁已经担任军医学校教员，33岁任职工商局党委书记。遭投诉后，政府迅速修改了履历，还将论坛、微博上的截图迅速删光。根据网民上传的截图，1955年出生的王晓玲是山东牟平人，1970年(15岁)参加工作，在广州军区军医学校担任教员;1988年，王晓玲出任广州市工商局党委书记，当时年仅33岁。“未成年就能当教员?”网民质疑，王晓玲简历造假。
但不论是王晓玲被举报，还是简历造假的新闻，都是在被海内外多家媒体报道后而迅速删除。据多维新闻了解，之所以王晓玲“身上”的事情如此之多，有关她的报道如此频频受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是中共卸任常委曾庆红妻子王凤清的侄女。
据悉王晓玲对于这层关系毫不避讳，甚至在办公室中悬挂和曾的合影。
王晓玲背后的灯下黑与裙带关系
对于王晓玲一事，相关人士给予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也要看中纪委在此事上是否有严查到底的决心，给公众一个交代;二是表明中国官场裙带关系泛滥的严重情况。
在王晓玲事件中，她的关键身份是广州市中纪委书记，这时就引出一个在近日中国政治中颇为火热的话题，王岐山和中纪委是否敢向自己“开刀”。在此前的4月12日，中国官方发布消息，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引人瞩目的是，申维辰是130名中纪委委员之一。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共反腐运动的深化，中国反腐败监督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视线投向自身成员。而有接近王岐山的相关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以王岐山的性格，他一定会加强对于纪委自身的监督，并不避讳内部揭丑。
此前习近平也曾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各级纪委要解决好‘灯下黑’的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这个问题要探索解决。”身为中纪委委员，申维辰被调查格外引人关注。2014年3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新设的3个内设机构包括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该监督室专门负责对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各省份、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由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直接分管。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设立不到1个月，中纪委内部官员申维辰落马。一直以来，对纪委官员的监管存在着“上级很难管，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的现象。而随着反腐的深入，“谁来监管监管者”，也就成了悬在民众中间的一个巨大问号。毕竟，纪律的监管者，其自身不应游离于监督之外。“纪委的人”被查表明，即便是“中纪委委员”也不是腐败官员的“护身符”。
除了“灯下黑”，王晓玲一事反映出的中国官场另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官场裙带关系的错综复杂。社会人情化的特点也投射到了官场之上，亲戚、好友、旧部组成的巨大关系网，往往造就了“权力家族化”、“权力集团化”的特点。例如王晓玲，如果不是曾庆红的远亲，仅凭个人能力，她是否能够15岁就参加工作，是否又能够在年仅33岁的时候，从学校的教员转身进入官场，一路青云?更何况如果真如戴玉庆所说，那表明王晓玲更是有恃无恐，身在官场，却一心为钱。仅仅是一个卸任高官的远亲就已经如此，那些关系更加紧密的“亲友”们怎样，自然也可想而知了。当然，也不排除这些高官并不清楚这些“远亲们”背着他们干了诸多违法违纪的事情，而外界迫于当事人的身份炫耀，不知水有多深，不敢轻易得罪这些“远亲们”。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周永康案能够发展为集团，因为周一人得道，他的家族也就跟着“升天”：二弟周元兴拿到了一般百姓极难拿到的五粮液代理;三弟周元青一家通过中石油大发横财，垄断了江阴奥迪车市场，建起了在江阴地区最大的汽车4S店;亲家詹敏利更是涉足商场;儿子周滨四处撒网，以权谋利。甚至周的一班旧部如李春城等人，也在过去十年升官钻营，抱团发财。官场裙带如此泛滥，如何监督，如何透明，能否借着周永康这样一个大案以及很多个王晓玲这样的“小事”，将这个困扰中国官场千百年的问题予以有效化解，对王岐山和他的中纪委，是另一个重大的挑战。 (王雅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