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网/“特赦”周永康的无稽与荒谬
中共反腐进入常态化，当下即便是中央委员级别的高官落马，也无法吸引舆论过多的注意。久拖未决的周永康案何时公布于众，被认为是此轮习王反腐的标志性“战果”。然而，“久拖未决”就造成了“谣言丛生”，近日就有传言称，中共中央或有“特赦令”，放过涉贪的上届高官，只打新“老虎”，特赦“老老虎”，这其中就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传言终究是传言，无论是目前中共所逮捕的相关人员这些直接证据，还是中共官方媒体在内的大量陆媒的辅佐报道，都已通过各种方式证实了周永康案已经板上钉钉，绝不会出现“放生路”的情况发生。在中共中央意识里，更没有所谓“特赦”的想法，因为这些关乎中共政权能否再得民心，关乎习王等高层的威信尊严，草率不得。
草率的“特赦论”
之所以有观点认为会“特赦”周永康，原因有二。其一源自于4月26日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接受中纪委监察网访问时的一番表态，当时杨晓渡表示，日后反腐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于是有分析将其视为中纪委的特赦令，认为是自此放过涉贪的上届政治局委员、常委，即只打“新老虎”，特赦“老老虎”。
这里所谓的“老老虎”，自然指的就是自2013年开始即处于舆论漩涡的周永康。因为通过时间线梳理可以发现，中共对于周的调查，实际上是从2012年末2013年初悄然开始，当时大批涉及李春城、郭永祥的四川富商集体被调查。目前已经过去一年有余，周案一直未起锅，自然使人疑惑。
当然，这种“特赦”的观点还源自于对于刘汉案的判断。5月23日，原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曾被《福布斯》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的刘汉，被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死刑。刘汉一案受关注，也是因为与周案牵扯甚深的缘故。但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其子周滨，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检方的起诉书中，刘汉的罪名中也无行贿罪。而且本应在庭审结束后公开的庭审记录，却迟迟未能公之于众，个中蹊跷，也就成为推测“周永康特赦”的又一“论据”。
但事实果真如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草率地作出“特赦”之论。
必倒的周永康
首先对于杨晓渡之言，所谓分析过于片面。在杨的表态中，他只是强调了中纪委未来要查处的四类“重点官员”：一是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二是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三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四是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认为会特赦周永康的只是选择了第一点——“十八大后还不收敛收手的”官员，但是这里很明显指的是仍在位的中共官员，因为对于已经退休的官员来说，无位即无权，何来收敛收手一说?
更何况，就在杨作出此番表态之前，中纪委还对已经卸任近一年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进行了调查。阳宝华并非首个退休官员被调查的案例。虽然在以往，官员卸任就意味着“平安着陆”，但十八大之后，这种情况被屡屡打破。包括阳宝华在内，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27位省部级高官中，退休后被查的官员已有4人。在阳宝华之前，还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
其次，对于刘汉案庭审记录一直未公开，意味着周案中途而止或不会公布于众，这种猜测也实属大谬。首先且不说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一句“你懂的”，已经让周案处于一个“半公开”的状态，正像多维新闻此前分析的那样，对于周案的迟迟不公布，实际上是决策层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在打击周永康腐败集团时“剪裙边”、“拔暗钉”，将马仔、心腹、干将一个个铲除后再对周永康本人进行“致命一击”。即使针对刘汉案庭审记录未公布一事来看，仅依此就鲁莽地判断周永康将“被特赦”也是有违公允。
至于法庭没有在刘汉案的审判中涉及“行贿罪”，有几种可能，第一，刘汉的确与周永康本人没有直接的金钱往来，因为据此前海内外媒体的报道，刘汉与周案的瓜葛更多地集中在周滨身上，作为没有公职的周滨，无论其与刘汉有多少金钱往来，都不能称之为行贿罪。
第二，参照当年薄熙来案的审判情况，当时在王立军案和谷开来案中，虽然他们与薄的关系已经为公众所知，但是在薄案庭审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而此次亦是如此，在周案尚未公开的情况下，官方此时有意地将刘汉案与周案进行切割，以免影响周案的继续侦破。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由于目前刘汉案的判决书未公布，现在就下结论，认为刘汉案与周永康完全没关系为时尚早，或许正因为庭审记录中有涉及周案的相关记录，才不适宜于现在公开。
如果说在反腐过程中，习、王二人完全没有阻力，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可以说今天在中共决策层面，绝不会有“特赦周永康，放过老干部”之想。在表面上，打“周老虎”能否成功，关乎此次反腐战争的成败，更关乎习、王二人的威信。再更进一步地说，今天对官之反腐，恰如对一些异见分子之转正，都是为了保证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存在，关乎生死，不可马虎。
周案关乎反腐成败反腐决定中共命运
在过去两年间，对于反腐问题已经说得太多，以至于今天中国民众对于官员的落马早已步入了一种“见怪不怪”的境况。但是再怎么“见怪不怪”，对于习近平和王岐山来说，反腐之战，决不能停，首先一点这关乎他们的政治威信，如果今天反腐一旦偃旗息鼓，那就意味着过去两年间他们在民间和官场所建立起的威信将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
2014年，《纽约时报》曾在一篇题为《“威武霸气”习近平》的文章中，用直白的语言称，“在担任党的领导人一年之后，习近平正显现出一个坚定而自信、甚至帝王式的国家主席形象”。
西方媒体给习近平打上了“威武霸气”的标签，却没有去探究习“威武霸气”的底气从何而来。事实上，恰恰是缘于过去两年间在反腐方面所树立的巨大威信。在习近平上任之前的十余年间，中国官民对立严重，“反腐”一词背后带有的含义是让官员“有所敬畏”和让民众“感到放心”。而习近平恰恰是做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当“苍蝇老虎”一个不放过的口号被喊出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位中共总书记向全党乃至全国立下一个承诺。苍蝇何其多，老虎不好打，但是官民有目共睹的是，两年间，苍蝇落马许多，老虎也被打掉不少，且不说今天的中国官场上，官员步入“人人自危”、“官不聊生”的境遇，百姓则拍手叫好。且在4月份中国七大军区司令员等18位现役高级将领集体发文表态“效忠”和支持习近平的举动，被认为是直接表达“忠心”。官员敬畏、民众爱戴、军官效忠，可以说，习近平今天所取得这些声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在反腐上的不留情。
而周永康，恰恰是这个“承诺”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甚至可以说，能否彻底、有力地打掉“周老虎”，能否将案件公布于众，是衡量此次反腐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如果半途而废，后果不堪设想。相信以习、王等人的政治智慧，在他们决定要以“反腐”立威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此中关节，相比他们个人乃至整个中共的威信，纵然有阻力也不会掉头。
作为观察者，要对中共政局有全盘观察，就要明白其历代领导人要做一件事情是，其最终目的是什么?理论固然重要，但难免空泛。实际上，以此番反腐为例，习、王之所以不会“特赦”周永康，就是因为周永康一案关乎反腐成败。反腐说到底是中共党建问题，而最终指向就是中共能否继续有执政中国的合法性，为民众所接受。从这个角度上去判断，就可以回溯到“周永康必倒”这个结论上——在中共存亡面前，周永康又算得了什么呢?
纵观中共历代领导人的执政理论基础，都在试图从各个方面阐述为何中共今天能够领导中国的原因。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时期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来继续取得人民的信任。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也是在试图回答此问题。不过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
在这个已经被放到《中国共产党党章》开篇，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中，开宗明义地表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执政中国，是因为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暗含之意就是中共已经集合了中国最优秀的精英阶层，因此可以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作为过渡。但是如果拔擢出来的“精英”是一群腐败分子的话，那如何来解释此理论的正确性?来解释中共执掌中国的合法性?
习近平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就坦承腐败问题严重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这并非危言耸听。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谈到反腐问题时也曾表示：“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此言更是向外界传达了明确的信号——反腐关乎党建，党建决定中共命运。
在政权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是不会有任何迟疑和松懈的，对于异见人士的专政是如此，对于腐败官员亦是如此。这关乎全党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特赦周永康”，又能有多大的实现空间呢?能从中探到的，只有无稽与荒谬。
(王雅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