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镇压的「六四」二十五周年，也是东欧成功的和平革命二十五周年。德国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已经拉开序幕，从二十五年前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作弊的五月七日地区选举开始，东欧的共产党极权统治终於崩溃於众志成城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四月十八日复活节──两千年前不顺服罗马帝国掌权者的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一天，柴玲在网上贴出「致丁子霖母亲的信」。当年的六四学生领袖柴玲说，八九年「政府下令不许游行示威虽然违反宪法，但并不违反上帝，所以那时我就该遵从政府的命令，劝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绝食，不要在广场」。今日信主的她对於当年的「不顺服」诚恳地「请求当时政府官员的原谅」。柴玲这番话犯了众怒。不难理解，尤其是时值「六四」二十五周年。对那一场流血的弹压掌权者至今没有一个说法、一个交代，人心难平。二十五年後的今日政府继续扑杀不顺服者。如何面对二十五年前的死者和今日的囚徒，柴玲不能避而不答。
然而「顺服掌权者」的「神」话并不能用来抵挡尘世的诘问。对个人言行的责任，即使是基督徒，也没用尽请耶稣基督代劳的道理。生活於资讯开放的西方社会而高唱基督教对掌权者顺服一调，不能不说是对基督教历史的惊人无知。不管昨日是无学习能力还是拒绝了解，今日，信了主的柴玲却必须面对这一段基督教不服从的当代史。
不顺服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当代不顺服掌权者的基督徒，首推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不仅不顺服掌权者，作为神父、主教和教宗，他一直强有力地支持那些不顺服极权统治的基督徒。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俗名Karol Józef Wojty?a)一九二○年出生於波兰，一九四六年成为神父，一九六八被册封为克拉科夫的红衣主教，一九七八年当选为教宗。他的神职生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和共产党掌权者的冲突与不顺服，坚持不懈地为波兰人争取宗教信仰与实践的自由。一九八○年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罢工中诞生了东欧第一个独立工会，新上任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毫无保留并且始终不渝地支持不顺服掌权者的波兰团结工会。
不仅对於波兰，而且对於整个东欧的民主化进程，若望保禄二世的影响都举足轻重，被称为共产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解体苏维埃帝国的戈尔巴乔夫指出，没有若望保禄二世，东欧的历史变化是无法想像的。
对於共产党极权统治者，若望保禄二世的不顺服是彻底而不妥协的，然而那不仅仅是政治，作为教宗，那也是他深厚而坚定的宗教信仰使然。他的所作所为写入了历史，为後世留下了「不顺服」极权统治的榜样。
不顺服的教会──莱比锡尼古莱大教堂
一九八九年东德莱比锡的星期一大游行反对掌权者的不顺服，对於六四学生领袖柴玲照理不应当发生理解上的隔膜。
当年东德的和平革命就是从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开始，而游行示威的浪潮由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掀起，它的策源地就是莱比锡的尼古莱大教堂。那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傍晚，一千多人从尼古莱大教堂出发，打着「自由的人民!开放的国家!」的横幅走上街头，要求「给我们自由!」、「放我们出去!」。警察和国安撕毁横幅，阻截游行队伍、抓捕示威者。莱比锡人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星期一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示威反对掌权者。一个月之後到十月九日的星期一，游行人数已经上升到七万，人们高举长幅警告「暴力将留下永远流血的伤口!暴力发生我们一定首先追究党和政府的责任!」两个月後到柏林墙倒前的十一月六日星期一，不顺服的尼古莱大教堂前已聚集起五十万民众。
为什麽示威游行选在星期一傍晚十七时之後?那是教会的智慧。十七时已经下班，人们能够自由活动;十七时公司商店关门，街上安全人员减少;星期一晚上是单位例行的党员大会时间，「不顺服」的行动正好避开「组织」的干预。教会的不顺服有意而为。
位高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位微如东德那些普通的基督教牧师和教徒，他们的信仰相同，一样地虔诚而深厚。他们的「不顺服」相通，一样为追求自己的权利和社会的公义而反抗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者。莱比锡尼古莱大教堂的不顺服从八十年代初组织「和平祈祷」就开始，每星期一晚举行，在和平运动的旗下聚集了各路维权人士和公民组织，孕育了一九八九年的星期一大游行。
不顺服的基督徒──被纳粹处决的牧师潘霍华
德国不幸地经历了并且幸运地超越了两个极权统治──希特勒的纳粹第三帝国和共产党的东德，尽管对两个极权制度不同程度的顺应，德国的教会和基督徒依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不服从的足迹。
纳粹改造教会的一元化思想与做法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惊人地相似。纳粹推行「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教会」，主张民族情感之下的宗教感，以元首意志排斥基督教伦理，直至祭出雅利安宗教的旗号。共产党要求宗教爱党爱国，开展思想改造，变传统教会为爱国与三自的党管教会。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在新教之内组织了纳粹党员教徒的「德国基督徒」教团，进而「选举」夺得新教参议会领导权，变新教为纳粹的基督教。因为政教协约，纳粹期间天主教稍有活动空间，它曾明令禁止教徒参与纳粹活动，明言加入纳粹与基督教信仰不相容。这已是足够明确的不顺服了。然而面对反犹的「雅利安条款」──它要求清除所有犹太血统的公务员，包括犹太基督徒神职人员，两个教会却失声了。
对纳粹的反犹公开表示不顺服的是基督徒个人，新教牧师和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是他们之中最卓越的代表，被视之为当代基督教的殉道者。纳粹的雅利安条款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公布，基督教第一个公开出来反对的是潘霍华，他撰文发表《面对犹太问题的教会》。文章指出，排斥犹太人基督徒就是毁灭作为信仰团体的教会，面对国家的侵犯，教会有义务无条件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受害者，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针对纳粹扶植的「德国基督徒」教团，潘霍华倡议成立了「信仰者教会」(Die Bekennenden Kirche)，开设了培养传道牧师的神学院。一九三七年神学院被纳粹关闭後仍秘密开办到一九四○年，在神学院的课堂上，他要求教会与牧师承担起拯救社会和人民的责任。一九四○年潘霍华被当局禁止演讲，一九四一年起被禁止写作。一九四二年他放弃了去美国讲学逃离纳粹的机会，留在德国继续做不顺服掌权者的危险事业。在参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及二十一日对希特勒的未遂刺杀後潘霍华被捕，辗转关押两年後，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黎明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行刺希特勒案件中尚未处决的密谋者一起被执行绞刑，被处决的犯人被完全脱光衣服，裸体送上绞架。当时的集中营医生目睹了潘霍华生命的最後时刻，战後他在报告中写道：潘霍华十分平静，逐一和难友告别，刑场上作了简短的祷告後，镇定地走向绞架，走完一个虔诚基督徒不顺服掌权者的最後一程，年仅三十九岁。对於纳粹德国的覆灭，抵抗运动的作用或许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他们虽败尤荣，他们坚韧不拔的不顺服保留、传递和光大了战後德国得以重建的价值、伦理和传统。
对每一个人──包括柴玲，对每一瞬间──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间、今日以至未来，面对罪恶无人能够回避，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言行表态──反抗或者顺服。诚如不顺服纳粹掌权者的基督徒潘霍华所言，「对罪恶沉默，本身就是罪恶，神不会恕我们无罪。不表示即是表示，不作为即是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