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成都媒体工作的时候，一位同事去采访省领导的视察活动。他拿了一个傻瓜相机对着省委书记拍摄，省委书记当场表达不快。其秘书事后打电话给宣传部门：怎么能允许记者用傻瓜相机拍领导?!
每年全国「两会」上，摄影记者都架着「长枪短炮」。如果是国内记者，本来没有必要，因为领导照片通常都要求用官媒通稿。但是，高级的摄影装备，也是一种仪式的道具，显示出会议的庄重与盛大。
在报纸版面上，这种仪式感还体现在领导的照片放在什么位置，放多大，配上什么文字，以及文字的字体字号如何。假如多个领导同时出现，那就更加讲究了。大事其实好办，因为报社几乎没有自主权，照搬人民日报的版式就可以了。在没有版式可抄袭的地方新闻报道中，那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最费心思，动辄得咎。
如此精细的仪式中，一条线的偏差都不被允许，遑论领导人的名字出错。每次领导调整之后，宣传部都会给各家媒体发一张领导人排位表。姓名写法及顺序，是校对及报社领导审稿的重中之中。报道中写错报道对象的名字，当然十分丢人。倘若是领导人名字，更是罪加一等，名曰「政治错误」。
有些老校对还习惯于对照背面的文字，不能让不适当的字句出现在领导隔壁。他们会给年轻的编辑记者讲一些来自「文革」的传说，比如头版是毛主席照片，二版是生猪产量报道。拿起报纸一看，「猪」字正好叠印在照片上，这就犯了大错，搞不好会以「反革命罪」坐牢或者被红卫兵批斗。
这种压力远远不只是来自专业职责，而是一种「文字狱」般的自我审查。恐惧根植在每个人的内心。
随着各地都市报的出现，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当我发现广州的报纸可以不照搬官媒通稿的八股文章，而是用自己的话写领导活动，尽管内容照样是假大空，仍然感到震惊。于是我辞去成都媒体的职务到了广州工作。
这十多年间，北方大都市的媒体也大多从这种「文字狱」的紧张中解脱出来。领导姓名当然要反复校对，但是字体字号以及标题长短可以稍微自主了，甚至照片也可以用自己拍的。位置大小及前后环境，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但是，在一些地区和市县，新闻报道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年代。政治新闻主要用来讨领导高兴，内容只能是一些官媒似的八股文章，版面也必须保持某种仪式化的形式。
四川遂宁日报一个记者7月3日自杀了，网传原因是他写错了领导人名字，把省委常委陈光志写成了陈光标。这当然不应该弄错，但是「一字一命」让网民感慨唏嘘。遂宁日报社向媒体回应说，错字事件确有，但记者自杀与此无关，并透露该记者遗书中称「与任何事件无关」，是「思来想去的做法」。
希望不幸记者的「思来想去」确与写错领导人名字无关，更希望「文字狱」般的恐惧感从所有记者心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