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造人
在中国这个地方，是传说中神的故乡，所以有神州的称号;这个神的子民自古以来认为她是居世界中心的国度，所以称为中国。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从最古老的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出现的是女娲、伏羲、神农三个神皇，漫长的岁月中，现代史学家一直把这段岁月以神话对待，这段传说中的岁月，出现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像神祉般具有无边法力的人物。
首先特别必须提的就是女娲皇，她是始祖母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她慈祥的用天上的黄土仿造神的模样创造了我们，同时又为繁荣人类的社会，于是又为人“化育”生灵万物。而仿神的人类是不能与万物禽兽等同，所以她特别为人类建立婚姻制度，使人有别于禽兽乱交，于是又有“神媒”的称号。
另一神皇伏羲氏，也是法力通天，为人设立官员，管理人民，教人网鱼，蓄养家畜。他下世最重要的工作是“制八卦”，所谓的“受龙图，画八卦”，这就是著名的河图，也称之伏羲八卦，先天八卦，最原始版的易经。这河图给人留下遵循上天旨意的方法，所以中国人常讲天象变化、天命难违，对天有无限的尊崇，天地变化之理就是所谓的“道”。而后周文王依据河图推演周易，易经由原始图像变成文字卦象，这就是所谓的周易、后天八卦。到了孔子时代，人离道更远了，才开始以文字注解易经，就是易经系辞传，显然越依赖文字语言，越难理解这个代表天地人的宇宙变化的道学。而在中国，天象、天命历朝历代都被天子帝王遵循着，用来警惕自己的施政，即使是科学发达的今天，科学家也十分好奇，为什么几个简单的卦象能有解释不了的预测能力。这是部天给人传达讯息的经典，显然不是人类智慧能创造的，它似乎默默的提醒着人们别忘记自己的渺小。
第三个神皇是神农，神农皇教人们制造农具，开垦荒地，种植五谷，而他出神入化的技术，所以被称为“神农”。而《史记》中还有所谓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神农氏到这世间为中国人建立起了相当完整的医药基础。在我国长期以来，“本草”就等于了中药的代名词，而后世几千年来中药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建立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即使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中国医药学最崇高、最具权威的著作。从这角度也不难看出，神在中国一直留下遗迹，假如“本草”只是代表远古众多先民的经验累积的话，那么历史中，我国的中药很可能只有像美洲印地安人的草药治病水平，而不是在远古就能具备这样结构完整的理论与药性分析记载，中药的药理里也深深蕴含着“道”，蕴含着天地人、五行互动的理，这似乎也是不信神的人永远弄不明白的谜。
从这段中国史上记载的三皇所经历的漫长的岁月来看，在中国显然经过一段人与神共处的岁月，神曾经直接传授文化给人类，神传的文化经过时间淬炼而能历久而弥坚，所以中国人对天有无限的敬崇，“敬天”不只是代表中国文化是个信神文化，更是个神传文化的表征与内涵同在的体现。
一直到距今约五千年前，神州舞台出现人类历史重要的一幕——黄帝时代的降临。黄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无比的尊敬。其实中国人“敬天法祖”的特性，甚至把祖先当成神明祭祀，与黄帝被认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有着密切关系。于是人神分隔，中华民族就在神传的文化基础上，从黄帝时代开启了以人为中心，一幕幕璀璨的半神文化序幕。
由于蚩尤的暴虐百姓，涿鹿之战后，黄帝被诸侯尊之为天子，天子的意义就是上天的爱子，赋天命行天道于人世。所以实际上，黄帝成为中国历史首位以武力、以兵征天下的形式臣服诸侯，统一了华夏族的帝王。英明的黄帝接着又立百官，制典章，举贤能，封禅祭天，大治天下;命臣民建屋室、种五谷、作衣裳、造舟车，甚至文字、医学、历法、算数、乐器、陶器、蚕桑等各种发明相继出现，中国的文明奠基于黄帝时代。史籍上说，黄帝在位的一百年中，中国没有殴斗，人们谦让和睦，风调雨顺，甚至虎豹不伤人，鸟兽虫蛾都受他的教化影响，是个“道行天下，人间天堂”的盛世典范，因此后世尊称轩辕黄帝为人文初祖。
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天子，司马迁在《史记》上说黄帝获宝鼎与神策，治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形容黄帝懂得顺天而治，知阴阳、生死变化之理，行道天下，是个得道之人。古史中很多黄帝求道、问道的记载，他得法悟道后，治理国事同时炼丹求鼎、静心修炼。纪元前2598年，黄帝在桥山山下，铸造了一个大鼎，当铸成那瞬间，天忽然开了，降下一黄龙迎接他。黄帝跨上黄龙，白日升天，圆满功成。臣子与百姓，感恩怀念之余，把黄帝遗留下来的衣服，埋葬在桥山山下，即陕西黄陵县的黄帝衣冠冢。
这就是为什么黄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典故，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对生命圆满的结束就是归天成神的原由。中国人对过世的祖先，也认为另种形式的归天成神，祖先在天之灵能庇佑看护子孙，家家户户供奉自己祖先，同姓亲祖甚至建造祠堂共同祭祀，年节祭祀祖先，“敬天祭祖”就这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
中国从黄帝开始有了文字，也开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从此以后一步步迈向文明，不断的创造、不停的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但是文字的出现其实也将人类带进一个更复杂、更难生存的世界，也代表着人类的原始天性同时渐渐被复杂的人性取代了。黄帝承接着神传文化与人本文化的交接，黄帝不再像神话时代的三皇般，以神祉的形式降世，而是以“治世的帝王”兼“得道人”出现于世。天代表神的世界，人是神造的，来自于天，回归于天，“天人合一”的观念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深植在中国人内心中。
“敬天祭祖”的文化特征，代表许许多多的生命内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而倾国家之力对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
更为恶劣的是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出世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的基础。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道德，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