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于生活在晚清社会的思想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亦忧亦喜的问题。
一方面，晚清之际，国门洞开，铁路、汽车、火轮、电灯、电报等新鲜事物早已涌了进来，并重新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二十世纪的伊始，清政府又宣布新政，还拿出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路线图，作为地方议会过渡的各省谘议局与作为国会过渡的资政院，也相继成立了。尽管人心急躁，但大清国在未来建成一个自由的立宪国，似乎还是可以预期的。总而言之，世界仿佛正在向晚清人展开了无限可能性。
大概正是在这日新月异的世道人心鼓荡之下，就在北京资政院开院议政的1910年，上海滩有一个叫做陆士谔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一本预言性质的小说《“新中国”》。小说写道：“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后，发现上海已是一派全新的繁华景象——原来，“我”来到了未来世界。
小说有个情节，说“我”遇到了一位叫李友琴的女士，两人开始了对话：
话说李友琴女士听了我问，微笑不言。我问：“你笑什么?”
女士道：“我笑你还是四十年前的知识呢!国会开了，吾国已成了立宪国了。全国的人，上自君主，下至小民，无男无女、无老无小、无贵无贱，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外务部官员，独敢违背宪法，像从前般独断独行吗?”
我暗想：“立了宪，有这样的好处!怪不得，从前人民都痴心梦想，巴望立宪。”
又听女士道：“当时，外务部尚书与各国公使，连开几次谈判，终没头绪。后来，皇上特派专使到各国，与各国外务部直接交涉。事也凑巧，吾国这年南北洋海军，齐巧成立。各国一因屈于公理，二因惮吾兵力，就此应允下来，许把领事裁判权废掉、租界交还。不过，要求着要与吾国人民杂居贸易。吾国钦使，也要求各国，许中国人民杂居贸易。要与各国人民，一般看待，不能独设苛律。各国究因理短，辩不过我们，只得也答应了。于是，外人侨寓在吾国的，气焰顿时消灭了。与吾国人民一般地纳税，一般地遵守中国法律。不过，各项选举权、被选举权享受不着是了。吾国闽、粤两帮人，侨寓在南洋群岛、新旧金山各处的，也与欧洲各国人一般地享着权利了。”
小说中，“我”与李友琴女士对话的时间为“四十年后”，即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新中国””。与现实的““新中国””相对照，小说《“新中国”》有些预言说对了，如西方列强“把领事裁判权废掉、租界交还”，“外人侨寓在吾国的，气焰顿时消灭了，与吾国人民一般地纳税，一般地遵守中国法律。”大致已经成为现实。
但陆士谔先生以为“四十年后”的大清国会变成一个“立宪国”，则显然是做白日梦了。因为在他写完《“新中国”》后才两三年时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然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然后南北交战、和议，然后北洋军阀袁世凯挟迫清帝逊位。清王朝等不到国会召开，已经自取灭亡，“出师未捷身先死”。不但清王朝灭亡了，延续二千年的帝制也终结了，从此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君主，晚清立宪派追求的“君主立宪国”自然也如泡沫破灭。
历史的演进路径无疑超出了小说家陆士谔的想象。陆士谔以为世界会变得更好，但历史偏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许多跟陆士谔生活在同个时代的晚清人，对于未来的想象要比陆士谔悲观得多。——不必奇怪，因为晚清社会除了让人看到日新月异的一面，也顽固地展示出暮气沉沉的一面，官场的腐败，吏治的溃坏，权贵的颟顸，让敏感的人无法相信，这样的统治者能够许人们一个美好未来。
就在陆士谔埋头写他的小说《“新中国”》时，晚清重臣张之洞已经不相信垂死的清王朝能够变好了。宣统元年(1909年)，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得了重病，跟他病得一样重的还有整个大清国，只是彼时监国的摄政王载沣不相信。载沣前来看望张之洞，安慰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向载沣谏议：“不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说：“不怕。有兵在。”载沣离开后，张之洞对他的亲信陈宝琛说，“国运尽矣!”两年后，大清国运果终，而发难的恰恰就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又恰恰正是张之洞训练出来的。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另一位体制内官员——云南学政叶尔恺也对他生活的世界失望透了。大约光绪末年，他在致友人汪康年的书信中大发牢骚：“弟尝谓作官者非良心丧失，人格堕落，不能为也。纵观中外情形，敢断言中国不亡，必无天理。”叶尔恺并不是反清的革命党，相反，他在云南当官时，还时常监视革命党的动向，向云贵总督汇报，可见他是不希望大清灭亡的。然而，清末官场之腐败，又让这位体制内的官员意识到大清王朝已经丧尽合法性，不亡无天理。
有一则政治笑话说：“一人问道：‘比基尼泳装和我们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另一人答：‘没有不同。每个人都想知道它维系的是什么，但每个人都希望它维系不住。’”清末政府面对的，大约就是这样的“比基尼困境”，虽然它有意“预备立宪”，想许人们一个未来，但人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所谓“这个世界会好吗”，说到底，无非是一个人心所向的问题。“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便是清末政府命运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