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4年9月22日讯)犟人杨超(定稿)
高越农2014-9-19
本文的主人公是笔者不久前采访的清华学子杨超。我把他称为犟人。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犟人除非飞黄腾达，一般是不见容的。
本文讲述杨超不见容于1952年后的清华园、不见容于改革前的“““新中国”””的故事。
这本《清华文革反思文集》的主要背景是清华园。文革浩劫，在清华人的心灵里，留下了怎样的哀痛和教训，在《文集》里已有记述。
但是，在清华园经历文革的清华人毕竟是少数。我们也需要关心，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清华人是怎么熬过文革的?作为一个例子，且看犟人杨超的传奇经历。
1.杨超的身世——父亲杨逢挺与其同乡蒋南翔
杨超系江苏宜兴人，1937年生。其父杨逢挺(1907~1973)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1年毕业，因为当年相当高的淘汰率，他是该系这一届里唯一能够坚持完学业的毕业生。因此，他曾得到叶企孙大师的一对一授课，耳濡目染。叶企孙在阐明物理系的教学理念时说过：“在教课方面，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可见他对于人才培养的极度重视。1937年，在叶企孙推荐下，杨逢挺到江苏省四个优秀中学之一的上海松江中学教理科;1945年应聘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后任理科主任。1949年初，国民政府在教育界‘劝赴台’的上中教师有朱凤豪先生和杨逢挺，他两都拒绝了。1955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一批优秀教师。他于1956年由校友陈光祖校长做介绍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年公开出版的上海中学介绍里，均是历史上的十大名师。1956年调任上海师范学院筹建物理系，终身从事教育工作。
在杨逢挺毕业的1931年，蒋南翔(1913-1988)考入了清华。他与杨原来就是同乡，两家同村，且宅院紧相毗邻，都是大户人家。现在，一个刚毕业，另一个就踏入了校门。
蒋南翔1950年入主清华后，曾两次亲自到上海中学，邀杨逢挺回母校共事，但后者以‘不想再动’为由婉谢了;蒋的此举，除了年少时的情结外，主要还因为：1935年蒋作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度被当局拘捕，杨逢挺联络了在京的宜兴同乡，联名向清华校长和当局担保，并接蒋回校。
这个出校那个进，似是无缘却有缘!
从1954年开始的五年大学生涯里，杨超遭遇的校长又正好是这位蒋南翔。
在上海清华校友会的文章《叶企孙教育思想的传承者——访杨逢挺之子杨超》里，作者杨洋说：“杨超学长、、、、、、一开口就抛出了一个陌生词“量子纠缠”。这本是量子力学的一个概念，指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对一个粒子扰动，另一个粒子立即就“知道”了。杨超学长将此引申到人生际遇——‘前世有缘’，2012年诺贝尔物理奖，正是这一个宇宙现象的实验证实。”读者通过本文将看到，杨超与蒋南翔这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量子纠缠”。
2.说说杨超的犟
说杨超犟，是指在一些基本方面上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例如，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子曰：“君子群而不党”，他说：“所以，我在国民党时期拒绝参加童子军，共产党来了以后，拒绝参加少先队、共青团。”
例如，在他的记分册上有很多课的成绩是两分(即不及格)，其原因是：他对教学计划里的课程一律自选听课，对于包括金工课、机械制图课、中国革命史课等等在内，他都弃而远之。那么，他腾出时间干什么了呢?到北大旁听德语去了，蹲在宿舍里孜孜不倦地写书去了，他写下了三本书：《新人口论》，《人性通论》，《人性各论》(草稿)，如果出版，每本均有近100页。
例如，在1955年反胡风的时候，热九三班全班批判他三天，因为他认为胡风的骨头——“鲁迅说的嘛!”——是最硬的。而且，他还坚持“劳动也可以破坏世界”的观点。他理直气壮地以希特勒强迫劳工为德军修工事为依据。对于批判他的同学，他很不屑，说他们连逻辑学都没有学过。三天批判，最后不了了之。他觉得打了一个平手，颇为得意。
例如，在反右派号角吹响后，动力机械系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开大会批判他三个小时，最后，主持人问他：“你知错了吗?”他说，“你们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
笔者问杨超，你当时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有听”，“我没有感觉”。
例如，文化大革命来临以后，他带着摘帽“右派分子”这样的“负罪之身”，总应该学乖一点了吧。不，他照样口无遮拦，终于落得大难临头。
又例如，2002年到2005年间，他曾三次在美国生活;期间一些“好心人”劝他凭1957到1969年中的两次遭遇，即可顺利长期在美生活。但他的回答是：1)“现在无政治难可避，我是正常途径出国的”;2)“民族、国家、政府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我永远跟民族同命运”。
但是，他也有不犟的时候。
他从小就知道有十八层地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他感觉到可能有违‘天意’的时候，他不犟。
他年少时曾请人给算过命，算命人说他每逢本命年必有劫难，他处在命运之车的车轮边，会有周期性的浮沉起落，落难时候会有贵人相助。他相信其灵验。对于“命中注定”，他不犟。
实际上，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犟也没用的时候，他不犟。
他有一次被人举报到父亲那里，说你家的小超拿弹弓打路灯，遭父亲一顿暴打，他没有犟到底，不再玩举弓射灯的游戏了。顺便说一句，他妈妈黄静涵从来都舍不得打他。
他从小喜欢生物课，从上海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拿定主意报考上海第一医学院。但是，他拗不过父亲大人，填志愿是被他老人家代劳的——清华大学电机系。杨超并没有为此而拼命抗争，终于违愿赴京与蒋南翔这颗微观粒子“纠缠”上了。
3.杨超“极右”的帽子是怎样带上的?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宣布要开展整风，号召全民参与。种种官方的正式宣传，他并没有留意。他只是觉得，现在可以让人自由说话了。
杨超干的第一件事是在他的宿舍明斋前面张贴了一张抄录的诗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整个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他唯一造访过的老师是居住在二校门东侧的钱伟长，因为父亲杨逢挺和钱伟长早就有私交。杨超回忆与之晤谈的感受是：一、“我不适合学工”;二、教授治校很有道理。
1957年5、6月间，清华园里仅有两个自由论坛，分别在明斋的东南和西南侧。而西南侧的是杨超参与张罗的，负责出海报、搭台子等等。有一晚上论坛的主题是教授治校，有钱伟长、孟昭英、常迵等等知名教授登坛演讲。杨超也跑上去“推波助澜”，他说：“我100%赞同以上教授们关于教授治校的主张”。“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是改朝换代，因此，对于改朝换代以后由党领导一切，我没有意见。不过，在大学里还是应该实行教授治校。”“清华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那仅仅是在1952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清华大学的国学难道不能够算世界一流?现在呢?不堪回首。”【笔者注：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航空)。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后来人或许不知道，仅仅一条“支持教授治校”，就是当年足以定罪右派分子的充份理由。
鸣放期间，在二校门旁邮局布告栏，出现了一张署名“弱者”的小字报，内容是揭露在延安整风时期共产党作践知识分子的黑暗。据笔者所知，它被定性为“极其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弱者”是谁，受到严密追查，动用了一切现代化的侦破手段，好像至今也没有破案。
它立即遭到众多小字报围剿。围剿者气势汹汹，一口咬定“弱者”是反革命分子。学习过逻辑学的犟人杨超“路遇不平”了。他也回应了一张小字报，认为应该让人家说话，现在就这样一口咬定，证据不足。杨超在小字报上堂而皇之地署名，并且写明，我住在明斋多少号房间，欢迎前来一辩。
果然有不少同学找上门来，质问杨超：你凭什么说“弱者”不是反革命分子?杨超客客气气地反问：那么，你凭什么说“弱者”就是反革命分子?直说得登门者一个个都悻悻而去。
犟人杨超不要自以为得计，他终于不得不品尝“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滋味。
既然热九三班难以降服你杨超，我们整个动力机械系在大礼堂与你周旋。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大礼堂挨批判的那一幕，就有了主持人声色俱厉的发问：“你知错了吗?”杨超也就有了一顶结结实实的“极端右派分子”的帽子。
4.第一次贵人相助
大礼堂批判会后的第三天，有一自称为蒋南翔秘书的邵斌来到杨超宿舍，自我介绍以后就吩咐：“到工字厅来一趟，蒋校长要见你”，“你爸爸给蒋校长的信呢?一起带上”。这时候，杨超才想起入学前父亲托付有一封要亲送蒋南翔的亲笔信。他从箱底找出了这封信，同时还有他妈妈的“闺蜜”阮女士写给堂弟阮铭(其时是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的信。两信的内容都是请惠予教诲和关照。
在蒋南翔办公室里，蒋南翔阅信后，不胜唏嘘地说：“都怪我没有把你管教好!”又责怪：“信为什么不早交过来?”杨超的回答是：“我忘了”。也许蒋校长对杨超还训斥了一些什么，但是，现在也统统属于“我忘了”。
杨超事后知道：在这次召见之前，他的‘极右’定性早已被北京市委批准。
蒋南翔获知杨超进了清华，获知他眼下出了纰漏，其消息来源并不是动力机械系，而是杨逢挺的询问电话。而杨父之所以消息灵通是因为就学于清华的杨超上海中学同届校友急冲冲的通风报信。
一般右派分子是允许继续跟班完成后来的学业的，只不过毕业时拿不到文凭。但是，“极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一律停止学业，接受实实在在的劳动改造。如果说，带“右派”帽子是带帽人人生轨迹的转折，那么，带“极右”帽子就几乎是此人人生轨迹从生到死的转折。
1958年二月某日，天寒地冻，按照早一天的通知，杨超凌晨4点拎着铺盖卷来到校医院旁边的一字排开的两个高低不同的单杠旁边，周边已经稀稀拉拉地站着20来个着装雷同同样带着行李的同学，他们都是等待发落的“极右”。不久，一辆敞篷卡车开过来了，负责人从司机室下来，拿着名册呼叫：“某某某，门头沟煤矿”。一个人应声上车。这样地一个个地被叫上车以后，只剩下杨超孤零零地形影相吊。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笃信基督教的杨超真的有一点恐惧了：“我好像感到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邵斌先生。他对杨超一挥手：“回去!”“回哪里去?”“回宿舍，继续上课!”哦!原来是一次陪绑!“极右”分子杨超可以与一般右派分子一样继续跟班上课了!负责管他的同班同学后来亲口告诉：让跟班上课这件事是蒋校长签了字的。
啊!果然是命中注定的贵人相助呀!
59届的清华学子们，等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了。对于许多从上海考进清华的毕业生而言，返回上海或其周边地区是他们的夙愿。
“贵人”对于杨超的眷顾还在继续，毕业以后杨超仍然滞留在清华园内等待悄悄的发派。在蒋校长三次疏通以后，他终于在11月得到通知，到上海人事局报到。但是后来又得到一则消息：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有令，右派分子一律不得在本市安排工作。于是，在蒋亲自向许家屯写信后，杨超得以在江苏省人事厅报到。
在离京前一天，他住在清华市区招待所(骑河楼)。他常对人说起他那一夜辗转反侧的心情——五味俱全，永世不忘。
贵人相助!这不是一般的相助，这是让他的人生之旅从“九死”转折到“一生”的相助!每念及此，杨超均十分感恩，而且他相信，他的这种感恩，蒋南翔先生的在天之灵是能够感知的。出自这种不能自已的感恩之情，他不止一次地捐赠叶企孙基金会和蒋南翔奖学金。那当然是在杨超重见天日以后。
5.杨超在毕业后到文革落难前的度日谋生
所谓“贵人”，如今已经远在天边了。杨超必须面对现实：他已经被抛到这个已经改朝换代了的新社会(按照杨超的说法是“新奴隶制社会”)。1959年寒冬，在到南京后的十来天时间内，以江苏省人事厅为起点，杨超完成了“三级跳”：→南京电业局→下关电厂→扬州市水利电力学校。
在南京电业局报到处，人事处处长喝令杨超：“你给我站好!”。这声威风凛凛的喝令，使杨超开始感受到“右派分子”在新社会里是如何地低人一等。
在扬州市水利电力学校，杨超以超人的勤奋和深厚的业务功底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中专带帽”的学校委派的一切教学任务。校领导心里都明白，该校的获奖教材是杨超写的，该校能够获得1961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杨超居功至伟。他以自己的非凡业绩赢得尊重，并且在1961年国庆成为扬州市首批“摘帽右派”。1962年，校领导主动提出，让他在一个月内把一学期的课程全部上完，以使他能够以更多、更集中的时间到上海“养病”和干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以有病为由把他的户口迁回了上海。从1962年到1964年，他能够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上海。1964年以后，该校还主动为杨超调回上海而助一臂之力。由此他体会到，即使当上了“极右”分子，仍然有很多机会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他不无感慨地说：“人和人之间本身就是互相利用嘛，如果自己没有本事，提供不出可交换的筹码，“贵人相助”也终于会落空!”
在为争取调回上海的日子里，杨超到同济大学和上海业余机械学院代课，尽管讲课备受欢迎(而且，还有颇为丰厚的课酬，使他能够每次上课前上西餐馆用餐，在当时一般人眼里，这简直是一种奢侈)，但是，回上海就业的愿望总是落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杨超存在抹不去的历史污点——“摘帽右派”。
1962年后，杨超滞留上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因而有更多的机会在生活上照顾他的父母，同时也参与他爸爸的编书、审稿等等工作。
打1964年以后，他虽然成为了无业青年，而且仍然顶着摘帽右派的帽子，但是，他享受着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天伦之乐，还能够参与杨逢挺等“物理三巨头”领衔的《辞海--物理卷》的编纂工作，他是这个团队里的三个青年助手之一，他贡献过100余条初稿，其中有10多条被采纳。他觉得在1964~66年间，自己接受了研究生式的培养，很荣幸地有机会“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其时他的心情可以用《黄河大合唱》里的一段歌词来描述：“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心啊，安一安，气啊，喘一喘。”。
1966年文革巨浪扑来，改变了杨超的家庭，击碎了他的梦想。
1968年，杨超想，成家立业，业立不了，先成家吧，就与他的第一任夫人郁氏在交往半年以后匆匆完婚。夫人是上海某特大资本家的女儿。
6.杨超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带上的?
文革将临前，他看了揭露纳粹排犹的著名德国故事电影《马门教授》，很受震动。很相信宿命的杨超说：“我冥冥中有一个不详预感，像1957年那样的文字狱又要来了。”“该来的总要来的，躲也躲不了。”
文革来临以后，他爸爸立即被揪了出来，家被炒，他爸爸被强迫劳改，收编在一个有40几个人的劳改队。被揪出来的原因之一是重用身为“五类分子”的儿子杨超(杨超认为是唯一原因)。
杨逢挺先生为照顾“上师院”的同事，曾经把几本编物理教材的任务分派给这些同事，后来收回成命重新委托给儿子是事出有因的。杨先生训斥：“你们怎么竟然会出这么多的错!被我儿子挑出来。你们想想，他还不是学物理的!”
杨超感到祸由他起，主动向劳改队申请陪同参加劳动改造。终于被应允。因此，1966年8~12月，杨超天天早出晚归，真正地与他爸爸实行“三同”。
1969年8月6日夜，公安局来家里把杨超拷走了。杨超的命运发生大逆转：他成为上海市由林彪骨干王维国亲自查办的两大反革命大案的罪犯，被羁押在上海徐汇区看守所，罪名是：美蒋派遣特务。(另一反革命大案的罪犯是彭加木。罪名是：美蒋潜伏特务)。
杨超1961年回沪后，结识了一位女友，她父亲生前是蒋介石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后撞山早逝。她的母亲有一个朋友圈，定期搞联谊活动。活动内容不外闲聊、吃饭、郊游、拍照等等。圈内成员，不少是原香港中华航空公司的故旧。杨超每每陪同前往，常常情不自禁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一番。文化大革命一来，联谊会的成员统统成为审查对象，专案组让对象们比对照片，就轻而易举地把杨超这个陌生人指认了出来。“怎么回回都有他”?专案组成功地将杨超这个美蒋派遣特务发掘出来，靠的不是逼供信，而是对审查对象的“启发和诱导”，以及他们自身高度的“敌情观念”。
某年月日，专案组通知杨超将被公判，问及有什么想法，杨超回答：“如果公判我死罪，明年6月上海会下雪。”专案组的傻瓜只知道笔录，到第二天才悟出这是借关汉卿《窦娥冤》鸣冤叫屈，把他叫去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后来，公判大会于1970年12月在上海市襄阳南路小学(永嘉路上)召开了。大会决定将杨超带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
所谓美蒋特务的罪名终于不再成立了，杨超蹲看守所的日子随之结束。
那么，这个现行反革命帽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看守所期间，主案方意外获取了杨超反中央文革的确凿证据。
1967年7月，杨超在翻译了一些桥牌书以后，兴趣转移到打桥牌上，他张罗起一个并不挂名的桥牌俱乐部，有上百人的规模。它以上海市体委为活动中心，把棋牌界的大腕人物如胡荣华、徐天利等等都吸引进来。兴致高的时候，桥牌从天亮打到天黑。杨超每天都会与10来个牌友周旋。
在30年代就蜚声影坛的上官云珠是杨超的干妈，她姐姐与杨超的三姨是终身相伴、无话不说的知己。当年江青(蓝苹)的轶事就这样从桥牌桌散布出去了。反对中央文革就成为了杨超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覆亡前根本无法洗刷的罪名。
因此，被放回社会的杨超仍然是上海市的“五类分子”——现行反革命。他在田林居委会管制下变换地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与“同类人”一起进行政治学习，每月领到24~26元生活费。
在各种体力劳动中，杨超最乐意的是每周三次的早出晚归踩三轮车，一早将某街道工厂生产的1000公斤圆规半成品拖到苏州河北边的上海普发仪器厂电镀，并且把成品拉回来。他于是有了作息自由，能够独享在树荫下看书的快乐，养成了忙里偷闲读书的习惯。杨超太另类了。有人觉得这是不好好接受改造;也有人相信他是“神经病”：一个穷途末路的反革命，还要痴心念什么书，不是一个十足的“神经病”是什么?
1975年批邓，在一次“五类分子”政治学习会上，人人都表了态，最简单的表态仅仅是短短五个字：“打倒邓小平!”。杨超却始终默不作声，在主持人逼问下，他回答：“我没有资格说话，我们五类分子怎么可以打倒国家领导人呢?”这被定性为“反对批邓”，罪上加罪。
居委会负责管制他的人曾多次以“神经病”为盾牌掩护过他。杨超多年后登门向她道谢。她说：“不用谢。我当年的确觉得你是“神经病”。”【笔者注：“神经病”是上海人对于精神病人的习惯叫法。】
在这个“新奴隶制社会”里，他逐渐修炼出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人还要有一点玩世不恭，要有51%的阿Q精神等等。
7.第二次贵人相助
故事说到这里，读者很容易想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杨超立即就能够一洗“反对中央文革”的前罪，凤凰涅盘浴火重生了。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现行反革命帽子仍然一直箍在杨超头上。
1978年，已失去老伴的杨妈妈黄女士为争取他的平反而到处求助。信访无果后，她向当时在上海主政的彭冲、林乎加投书，也同样没有回音。
她灵机一动，抱侥幸心理往北京蒋南翔写了一封求情信。
一周后，蒋南翔亲自来到上海，关心起这个命中有不解之缘的微观粒子——杨超——来了。
蒋南翔派小车三次接杨妈妈到静安宾馆与之面晤后，单独召见杨超。
杨超鞠躬问候：“你受苦了”，蒋答：“劫数难逃”。蒋说：“我和你妈妈商量好了，今后由我来管教你，你跟我回清华去，做我的助手。”杨超出乎意料地说：“我觉得不合适。”“为什么?”他指着与蒋南翔一起来上海的海军司令员叶飞面前的一个圆形烟灰缸说：“比方这个烟灰缸，要是叶老硬说它是方的，你叫我这个助手怎么说?”。蒋南翔拍桌吼道：“秉性难改!”
息怒后，蒋南翔表示，将与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校长联系，让华师大来安置和管教你这个驯不服的杨超。
一周以后徐汇区公安分局把杨超叫去，说他已经“修成成果”了。公安局的人感慨地对杨超说：“想不到你在中央还有人!”
1978年11月30日徐汇区公安分局《关于杨超问题的复查结论》认定：“杨超同志‘恶毒攻击’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撤销1970年8月30日“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杨超‘恶毒攻击’的对象是江青。现在，四人帮倒台了。为什么当局还要揪着不放呢?其中的蹊跷在于杨超‘恶毒攻击’的还有另外的对象——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说过：“毛泽东是混世魔王下凡。”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杨超实事求是地说，“我的确说过，在交代材料中也承认过，所谓的‘恶毒攻击’是确有其事的”。
贵人蒋南翔和官高一级的叶飞硬是逼着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裁定，杨超同志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恶毒攻击’的话。
笔者由此感受到，在一切极权社会里，“事实”是可以打扮的：权势者说是事实，不是也是;权势者说不是事实，是也不是。
问及怎样历史地评价教育家蒋南翔，杨超说：“我历来认为：党性加人性等于常数”。“蒋南翔(至少在我杨超身上)表现出更多的是他的人性。”
笔者赞赏杨超关于“党性加人性等于常数”的论断。
笔者指出，蒋南翔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清华大学的总代表，清华反右派运动的统帅，在广大的右派分子面前，鲜有人性的流露，在袁永熙、钱伟长、黄万里、徐璋本、冯国将、孙宝琮、党治国等等老师和学生身上表现出的是他一贯的党性。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要坚持党的信仰，执行上级党的指示，按照上级党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为官者的党性就是千万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笔者认为，在清华大学，蒋南翔堪称是‘党性第一，人性第二’的典范。
8.杨超老当益壮的劫后余生
可以将杨超的一生划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而1978年是其分界。
1)杨超的前半生
笔者认为，就前半生而言，杨超的辉煌在于与专制政权强加的噩运抗争，树立了一个站着做人的榜样。除此以外，值得记述的主要业绩在于给世人留下了一套书。杨洋说：“杨逢挺编写了大量教材，、、、、、、名气最大的当数杨逢挺参与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该丛书共有17册，于1964年首次出版，“文革”后第一次重印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一时洛阳纸贵，后多次重印，先后发行了435万套共7395万本，已成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2012年上海广播电视台摄制了纪录片《上海故事》，其中有一辑专题《一代人，一套书》，一代人指的是77-79级‘老三届’，一套书指的就是这套丛书。”
在上海市松江中学2004年《校友通讯》里，刊载了1936届学生顾俦的《缅怀母校百年大庆》，里面也说到：“物理教师杨逢挺先生，1963年曾参加上海科技出版社《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编写。、、、、、、这一套丛书嘉惠学子，真是功德无量。”的确，对于终于遇到升学良机的一代学子而言，它不啻是雪中送炭。
杨逢挺在出书、编书方面的许多成就其实都是杨氏父子的共同成果。尤其是这一套丛书，是当时正年富力强的杨超作为助理主编而全面参与并总其成的。
2)杨超的后半生
本来，杨超的后半生应该以他在蒋南翔的引荐下到华师大继续他的教育事业为起点。但是，命途多舛，由于夫人郁氏家族“夹着皮包回来了”，他进入了商界，成为了香港新鸿基集团(中国)上海办事处负责人。1983年他以新鸿基首席顾问的身份主持了上海多国仪器仪表展览会，这是这种展览会在中国的首次成功举办。会展期间，杨超遇到了两位热九三同班同学，对方颇感意外：“我们早听说你已死了”。他们哪里能想到，杨超不仅活着，而且还颇为风光。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杨超容不得郁氏家族对于新鸿基上海办事处的干预而被挤兑出来。他的第一次婚姻因此也就在1985年(他的本命年)画上了句号。杨超净身出户了。真正的后半生开始了。
这段在新鸿基从商的不凡经历也为他后来的“崛起”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储备了人脉资源。
他必须面对经济的窘困，业务的荒疏，现代科技知识的落伍。
但是，他没有失落感。他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认为一切现代科技知识的都是物理学管着的，而在这方面他不落人后。
1996年，杨超在上海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邂逅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原上中同学，他向杨超介绍了美国在机械润滑领域里领先的新技术，希望杨超能够在国内予以推广。两人一拍即合。杨超于是轻车熟路地邀请美国APS(Advanced Products& Service)公司来中国石化研究院做技术交流，活动圆满成功。从1998年起，杨超担任该公司在华的高级顾问。这标志着杨超进入了该技术领域。
此后16年来，杨超撰写了许多文章介绍“润滑优化工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例如：《颠覆旧思维，实现真润滑》，《风电齿轮箱的润滑》，《风电设备运行和维护的盲点》等等，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走，参与技术认证和推广。
近年来，中国在“润滑优化工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株洲车辆厂、三峡机组大电机等等应用现场，都有“润滑优化工程”成功的范例。杨超至少起了“助推器”的作用。
在全球公开发行的《现代制造及现代驱动杂志(MM)》2014年第17期上以他为主题的封面及另三个版面上，再次报道了他16年来在润滑优化工程方面的工作(2009年曾报道过)。
杨洋说：“从90年代开始，杨超受到以“恢复沙漠土地原来生态”为核心的美国沙漠治理技术的启发，开始关注我国土地沙化的治理工程。他受邀担任了“中华原生态治沙工程联合会”首席顾问，与“中科院兰州寒旱所”、“上海侨商会”等多个单位合作，在十几年时间里奔波于美国技术与产品的引进，治沙资金筹集，在甘肃敦煌、武威，内蒙阿拉善右旗、乌海等多个沙化灾害地的实地考察和技术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8年9月杨超学长受邀参加“中国首届沙产业高峰论坛”，并荣获“技术先进奖”。”
笔者概括他后半生迄今为止的两大事业：一是“润滑优化”;二是“治沙”。在杨超看来，他之所以从“润滑优化”进入“治沙”的根本原因是：两者均属于精细化工。
有人问杨超：你这一辈子最感谢哪个人?他回答：“如果说要感谢一个人的话，那么，毫无疑义，我感谢上帝!”
9.杨超传承了哪些清华精神?
本文认定清华精神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笔者按此试答如下：
是什么使杨超忘记了呈交父亲给蒋校长的亲笔信?如果说当年杨超就已经认识到蒋南翔就是推行党化教育的大人物，因而避而远之。这并不是事实。但是，清华精神不屑于任何趋炎附势。杨超认为，我既然是“堂堂正正考进清华的”，那么，就无须任何人的特殊提携和关照。
从父辈的亲疏关系看，蒋南翔比钱伟长更亲。但是，在清华园里杨超登门拜访的人，不是蒋校长，而是钱教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从后者那里，更能够感受到清华精神。在1957年身陷绝境的时候，杨超丝毫也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援手的念想。他对父母一声不吭。不向任何人乞怜求助，表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
杨超坚持选课自由。他为什么不听必修课《中国革命史》?他说：“明明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下打胜的，却要说是共产党的功绩，这样的课听它干什么?”为什么不听机械制图课?他说：“机械制图太辛苦了，迟早会被比较节省人力的现代化制图取代。”
蒋南翔以被商量的口吻通知杨超回清华做他的助手。杨超敢于顶撞。是什么使其时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的杨超敢于批这位颇为春风得意的蒋校长的逆鳞?正是清华精神：一个堂堂清华学子，岂能安心做一个在工字厅里诺诺随从?【笔者注：工字厅是中式传统的三进院落院子，现为校领导的办公地。】
在“新社会”里，杨超敢于说出“毛泽东是混世魔王下凡”这样的话，就像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哥白尼说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需要有超出同时代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杨超的这种洞察力和勇气从哪里来?来自清华精神。
10.结束语
“极右”和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是通过反右派和文革两大运动强加给杨超的。现在，像从前那样的运动已经不再能够搞得起来了。但是，民主宪政还远，专制制度还在，并且被肯定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不搞运动不等于不搞专制。所以，把一切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敌人”而加以蹂躏和摧残的危险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