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森‧葛特曼表示，找到了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被中共当局成批出售的“确凿证据”。
美国著名政论杂志《国家评论》的资深编辑诺丁格尔(Jay Nordlinger)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本书让你夜不成寐，《屠杀》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美国智库研究员葛特曼写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对美国企业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龌龊关系加以披露。美国商人迁就中共，对其迫害无辜装作是睁眼瞎，有时甚至还暗助迫害：例如思科等科技公司设计了专门设备帮助中共监视和逮捕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的新书《屠杀》(The Slaughter)又是一本让人不能安心入眠的著作。标题一针见血，直视一个严峻的现实。”
诺丁格尔写道，《屠杀》一书揭示了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残酷迫害。法轮功是佛家身心修炼法门，是中国古老传统文化。它的主导原则是“真，善，忍”。
中共器官活摘最大受害人群是法轮功学员
1999年，中共针对法办功开始了全面的镇压。自那时起，中共当局将法轮功信仰者关押进劳教所和监狱“再教育”，逼迫他们举行“揭批会”，拷打和杀害他们，盗取他们的器官，甚至是活体摘取。2006年披露这种魔鬼行为的紧急报告公之于世后，诺丁格尔说，“有时候，对于难以置信的事件也要给予其一些思考”。葛特曼不仅思考了这个事件，他还证明了它。
葛特曼是一名顽强的有耐力的调查者，他承担起困难且极为重要的任务。为了写这本书，葛特曼采访了四大洲的100多名证人。证人有两种基本类型：屠杀中幸存的法轮功学员和良知未泯的前迫害者，其中包括医生，警察和劳教所管理人员。一些人在折磨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或在盗取他们的器官时自己的精神崩溃了。
法轮功学员不是唯一遭受器官活摘的人。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和非官方认可的基督徒和死囚身上。但中共器官活摘最多的是法轮功学员。
诺丁格尔写道，“在书中，葛特曼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个人，给出他们的证词，并用专家的眼睛评估这些证词。葛特曼的书呈现了令人心悸的事实，让人读不下去。我承认我跳过一些页和不敢直视一些照片。我想，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敢翻开这本书。”
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之际，法轮功信仰者已有7000万人，可能多达1亿人。他们是完全非暴力的，非政治的，希望通过他们的理念和缓慢的功法改善他们的生活。许多修炼者也是中共官员或工作人员。但中共领导层无法忍受其他信仰与其分庭抗礼。中共首脑江泽民说，“如果中共不能战胜法轮功，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镇压是系统性的，血腥的。
诺丁格尔写道，“全部酷刑手段需要几页纸才能写完，这里仅举几例，让我们去思考。中共当局用电棍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吊挂孕妇并加以殴打，同时强迫孕妇的丈夫观看。他们把女人扒光衣服推进男牢加以轮奸。经过多重折磨后，一名女子向当局求情‘人道一些’。这是过分的要求吗?对中共当然是。”
“当局无所不用其极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仍有许多人不肯。我非常佩服这些人。有人被杀害时仍在喊，‘法轮大法好!’”。
“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我都收到人权组织的电子邮件，报告说又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受害者通常都是老年妇女，让你去思考什么人在折磨死老年妇女。你能想像出这些人敲掉她们的牙齿，用电棍插入老年妇女的阴道，拧断她的胳膊?想想这些老太太就像你自己的奶奶?你也许可以把自己想像成江泽民，坐在中南海呷着茶说：‘除掉这些麻烦的修行人’。但是你能想像自己做出中共警察的兽行吗?”
中共开始对法轮功造谣诬衊后，很多西方媒体照抄。葛特曼写道，修炼者不像天安门广场遭受屠杀的学生和持不同政见者那么容易获得同情，也没有达赖喇嘛的知名度，他们只有坚定的信仰。事实上，中共才是真正危险的怪诞的邪教。葛特曼写道，多年来，空降到北京敷衍几篇法轮功报导的西方记者都是从中共那儿拾点牙垢。
诺丁格尔写道，“2006年对法轮功的历史很重要。活摘器官的报告进入了西方媒体。证人说，中共活摘修炼者的器官，因为新鲜的器官对于受体移植效果更好。这实在让我这样的旁观者不能释怀。不相信报告披露的事情吗?欧洲犹太人遭受的屠杀不是也有人不信吗?”
诺丁格尔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位在中国出生并入了美籍的医生李某。李某在1991年来美国求学。当他还在中国从事医学研究时，他对器官盗取很是担忧。囚犯会被射中头部的后面，他们的尸体会被推到等待的面包车里。在那里，医生提取器官。一些囚犯还活着。在美国，李某修炼了法轮功，并返回中国营救同修。他被逮捕和监禁三年。他不断地被折磨，但没有被迫害死，没有被摘掉器官。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李某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的护照成了保护伞。国际上很多人知道他被监禁。但是没有这种知名度的中国学员机会就不大了。如果李没有这些条件将面对什么呢?他还年轻，很健康：在中共眼里是一个优秀的器官供体。
葛特曼和他的证人指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悖论：老弱病残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不如年轻和健康的人一样有器官摘取价值。老病者有更好的机会活着走出中共的监狱或集中营。
当然，中国存在巨大的器官市场。有钱的外国人是受到中共青睐的客户。在外国，他们等待器官移植需要很长时间，甚至等到会死。前往中国，他们可以迅速得到新鲜的年轻的器官。他们不想打听为什么中国的器官来得这样轻易。他们只想活着就是。中共当局可以获得大笔的钞票。一颗肝9万美元、一颗心、一颗肺，或者角膜就更值钱。葛特曼说，一个人所有的器官都被移植了，总价值可高达30万美元。除了有钱的外国人，需要器官的中共高官也是极快就能进行移植手术。
一位以前工作是抓捕法轮功修炼人的前政府官员对葛特曼说，“没有什么中共做不出的事情。在监狱和劳改营，囚犯就是实验室小鼠或是牲畜。”
摘取器官的过程是这样的：囚犯被检查身体，以确定他们的器官的健康和血型。之后，他们是等待上架的产品，或是鱼缸里的龙虾。证人对葛特曼说，“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其他国家，患者等待器官。在中国，器官等待患者。”手术时机成熟时，囚犯被射中头部失去意识，但并没有死，然后，医生摘下器官，囚犯才会死去。囚犯皮肤有时也被用于移植，头发制作假发。
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难以估计，因为中共竭尽全力来掩盖这种野蛮行径。但葛特曼猜测最少有6万5000人被活摘了器官。
美国人需要反思
诺丁格尔写道，“如果中共的器官生意继续照常进行，葛特曼的调查和著作就必须被忽略。我们有一种心理需要，要看到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考虑到商业关系，媒体也要同调。我们去中国旅游，就像我们去法国或是阿根廷。我们送年轻人到北京学习，就像我们送他们到都柏林或佛罗伦萨。我们在上海工作，正如我们在伦敦和东京工作。在我们的校园，我们欢迎数百个孔子学院，中共藉此扩大其软实力”。
“当中国1号前来访问，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并列挂上中共国和美国国旗。在白宫，郎朗弹奏共产党的宣传歌曲。中共党魁的国事访问和加拿大总理来访没有区别，甚至排场更大。”
“美国和中共经常举行‘人权会谈’。2010年人权对话期间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用亚利桑那州移民法自我审查说，美国社会有关种族歧视或潜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令人担忧。因此，中共可以随意逮捕无辜的人，折磨他们，盗取器官，而美国人试图遏制非法移民就太不友好。这些人权会谈真是荒谬。”
“当我们的政客批评中国，通常是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或盗版好莱坞的电影，对更糟糕的事实却鲜有批评。”
诺丁格尔写道，已故国会议员兰托斯(Tom Lantos)曾经面对一桌子的硅谷代言人，那些帮助中共跟踪并逮捕法轮功学员的硅谷公司。他说，“我不明白你们的企业领导夜里怎么能睡着觉?”兰托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
“阅读《屠杀》一书时我不禁想起纳粹。‘这些都是纳粹分子，这是“死亡天使”门格勒。’我不由得这样比较。葛特曼在后记中写道，他的亲戚死在奥斯威辛。门格勒的诊所和中共的器官摘取之间有如此的相似性。”
诺丁格尔说，葛特曼写了一本高贵的书。他是中共最怕的敌人，因为他的武器是真相，和找到真相的坚持。他也是那些在无知中自娱着与中共贸易往来的人的一个巨大痛苦。他做了一千名不愿探究中国真相记者的工作。
诺丁格尔说，2005年，张戎著作《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被《时代》周刊记者唐纳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形容为“原子弹”。《屠杀》则是另一颗原子弹。这本书应该震撼我们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