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当总书记时吃的生猪肉，严谨的说法，应该是“知青习近平吃生猪肉”。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结合自己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生吃猪肉的经历谈粮食安全问题，这事当时没报道，前几天才翻检出来发新闻。
这算领导人生活故事，肯定要进传记。故事有点惨，所以不能说是领导人的“趣闻”，但它挺生动，还能说明当时基本国情等历史背景，应该说秘书班子或新闻官的这次翻检与遴选有益、有水平。
在那会上习近平说：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在学校住校，吃的也是很差的，晚上只能喝汤，叫做“保证七分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农村插队，曾有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我和同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鲜美!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再吃就没得煮了。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这话让我产生好感。第一，绝对个人原创，写作班子写不出，脱稿挥洒，说明其时心态放松，自信即席原创贴切稳妥，用亲历情节增强听众印象的同时也照应会场气氛，有底气、有考究。
第二，贫困环境中与室友共个人私产，显示乐群性格，乃大气青年之作为。“家里寄来几块钱”，对人均年收入仅三、四十元的农民虽说不算小钱，但这数额透露出习总家里经济上也不宽裕。怎么花这钱，别人无权干预，而“共产”全无道理。营养缺乏状态下，钱要用到吃上，而不吃独食，已是克己为人，比我强得多。(1980年在工厂实习期间嘴里淡出个鸟来，我曾卖烧鸡直奔田野，似这样吃独食的事我干过无数次)
这事早就显出领导素质了，道理在于，哪怕总共只有三个人，要让另外两个人心悦诚服的拿你当头儿，你在这一最小团伙中，也得代表先进的利益分配力，最能代表其他二位的欲求方向。
“三月不知肉味”，这是用典，典出《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说的是孔子在齐国听了题为《韶》的乐曲，三个月的时间吃肉都不知道肉味美。音乐对孔子之所以有如此的感染力，历代学者都将原因归结为乐曲的艺术水平高，强调孔子注重精神生活，有高超的艺术鉴赏力，而我大俗之人却能看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孔子的营养状况相当不错，他这是吃饱了撑的。要不，孔子在韶乐和生猪肉之间做选择，他就会和青年习近平一样英明。
三月不知肉味，和习近平的知青点“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还不是一回事，不是同档次的伙食。前者，可用来表示生活清苦、贫困，而后者挑明的是悲苦与赤贫。三月食无油，什么概念?这几乎等同于当地纯农民家庭的伙食质量。知情在农村满一年，国家优惠一撤，知情就陷入艰难境地，也就是在伙食上和农民基本扯平。那时种地的理由极端高尚，说是“支援世界革命”，“站在田头望北京，五洲风云装胸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多数知情壮劳力一年到头出全勤挣工分，却连自己都喂不饱。理想肥头大耳，现实瘦骨嶙峋，没有比这更能打击雄心壮志的，于是好多赤诚的革命青年突然明白了自己原来是这么无能，就像一块被遗弃了的废料。
知青伙食和农民差不多，而农民还是羡慕知青，这是因为有家的农民比知青受苦受难多。知青不会吃不起盐，而为买盐钱发愁的农户却有不少。生产队收工后，农民男女老少还必须为家打拼，不然别说盖房、娶媳妇，连吃盐都成问题。有位壮年农民曾告诉我，在队里干活没有出傻力气的，干家里的活才出全力，要论出力，知青至少要比农民壮劳力少一半。
习总书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且不是生在没特供的寻常百姓家，但饿肚子的记忆还是刻骨铭心，算是和全民灾难共命运了。他这红二代，属于比较倒霉那一类，不过说真的，习总的饥饿记忆，和许多农民家庭的饥饿记忆差别也不小，一个是伙食特差，一个是生死离别与死亡威胁。仅从伙食方面说，再倒霉的红二代也比同龄的工农子弟幸运。刘少奇子女也回忆过三年困难，其实他们那营养状况，在平民看来很了不起了。他们家收入五百多元，拿出一百元吃饭，在当时也是土豪生活。要知道，不包括农民在内的中等人家，一月几十元保命维生，就这么凑凑合合地活着。
习总等红二代，成长发育过程中没遭遇营养严重缺乏的困扰。中共官员与公职人员，从1956年全部实行工资制，之前主要是实行供给制，伙食分大、中、小三灶。算起来，习总享受供给制近三年，婴幼儿阶段营养不成问题。有种一般人不知道的历史现象：上世纪50年代初，党的青年干部一般还没来得及生儿育女，较高级别的干部才拖家带口，其时供给制对革命后代相当慷慨。队伍里的大人没薪水，但孩子有“工资”，有孩子就领生育费、保育费、保姆费，用来养孩子绰绰有余，大人就沾孩子的光，生活的滋润些。所以，队伍里流传“重划阶级成分”的戏言，称干部家庭“有一个孩子是富农，两个孩子是地主，孩子再多，就是大地主”。
中共的等级工资制等级森严、高低悬殊，对高级干部非常有利，况且不享受供给制之后的高干有“特供”，另享受专车、专厨、勤务、保姆、特殊医疗保养等待遇，若不是减、停工资或其他特殊情况，其家人的生活质量比平民高得多。其他干部家庭的情况，据我观察，级别仍是决定因素，到行政18级的干部，就能保障家人的简单生存需求，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营养问题了，18级以下情况各异没准头，那要看岗位分工和运气，看其人“活泛”程度，比如文革时期，最低级别的干部迫于经济原因，还有在机关食堂干炊事员的。
面对现在60岁左右的人，看他们的身高、体格、气质，一般就能断定他原来的户籍类别、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教育程度。这代人的经历，较之千百代的华夏人，特别地“整齐划一”，基本都可以视为倒霉蛋。出生就挨饿，继而常期营养不足，再加上没书可读，于是饿出了眼下满大街逛荡的身形别扭、气质猥琐的习总书记的同龄人，更难听的说法，是“坏人变老了”。
有人说了，毛泽东时代的猪肉特别香，食品和饲料都是绿色的。对极了，就说猪的部分主食吧，那是一味中药材，叫“人中黄”，也就是鲜大粪。当猪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容易，那时特不容易。每天饿的吱哇乱叫，猪急跳墙时常发生，人一蹲在砌成狭道斜坡的茅坑，猪头立马拱到人屁股底下，呱唧呱唧接屎吃。农民屙的屎品质虽差，但对农家猪来说已是上等美味，人见此景，自谓不多也，猪也是这么想的。
作为人才研究专家，在下顺便告诉大家，毛泽东时代，看人的排泄物便知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屙黄屎的是上等人，屙褐屎、黑屎(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血便)是中下层的主体人口，屙灰屎或无凝聚力散屎的，处在贱民社会的最底层。那时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特务很厉害，传言军队里的大粪也在保密范围，据说美蒋与苏修特务取一小口大粪，就能把军队的战斗力给化验出来。
知道吃生猪肉需要多大勇气吗?当时茅坑连接猪圈以方便猪吃大粪，人猪相互循环感染，导致绦虫病流行，带虫卵的肉叫米猪肉、豆猪肉。绦虫可寄生在人体各处，在肚子里寄生的，肠子有多长，虫子就有多长。那东西危害巨大，形象恐怖，巨恶心。防病宣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知青比农民更清楚这些。吃生猪肉，吼吼!那真是明知山有虎，顾不了那么多呀!历史知识太重要了，不了解我说的历史事实，你连勇敢、勇士都看不出来。
习总书记以1949年以来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的二十多年的中国饥饿史，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饥饿，要重视粮食问题。其实他挨饿的时候，党政和媒体比现在更重视粮食。报纸文字除红太阳分量最重之外，最多的内容就是粮食、农村、学大寨，“跨黄河”、“过长江”、“上纲要”等字眼随处可见。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干部群众上上下下都知道，即“一包就灵”。可这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准使，谁说起来就成罪人。总结经验教训，还在人权方面——低人权制度下也能解决吃饭问题，也能缺德式发展，可是，太过分就玩完。你让农民连农奴都不如，结果是人民和经济挺不住，最终执政党也挺不住，于是，不改革就无路可走。
就在前几天，有位称老子为“民主大佬”的小老头，给我发过来几句言论，表示怀念毛时代，指责他们的党背叛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全忘了主席的丰功伟绩。我一时高兴就跟他一起犯了贱。我回复说：毛时代你家人吃的猪狗食(实际上不如现在的猪狗食)，出的牛马力，就这，呵呵还尼玛丰功伟绩了。你说劳苦大众在精神上痛快?那时候知识分子写东西逐个字地反复推敲，一味歌颂还时不时大祸临头，就你们连几句话都说不利落的文盲，即便最真诚地发表原创的拥护言论，不几句就会被拿下，你半饥半饱还没说话资格，怀念个球啊!然后，那位就无语了。
我这态度和思想，得检查、检讨。毕竟，“毛粉”或“毛左”也是人民群众，执政党应该看他们满意不满意才对。既然有不少伟大人民怀念毛时代，那我就提个解决方案：“一国三制”，划出一块地方，实行原版的“毛制”，由国家扶持自愿迁移到该地的毛粉，建一座规模宏大的红色城市和若干个“人民公社”，任由他们搞阶级斗争、再行阶级划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复原原汁原味的毛时代人文与经济生态，技术难度极大，算经济账倾举国之力方能达成。这就产生了经济增长点，解决就业，最大幅度地拉动鸡的屁。更大的价值，在于政治与精神生活方面，没准，他们会超越偶像，把伟大领袖在世都搞不成的事业搞的风生水起，那对共产主义运动就有特大贡献。
在实行“毛制”的地区还没自行生产出阶级敌人之前，需招募一批人充当被专政对象，我当这坏人就有资格、挺合适。在接受斗争和改造的同时，我愿戴罪立功。初步设想，我将在国家资金和技术力量的支持下，积极从事复原黑斑病地瓜及其脱水产品的工作，复原并推广杂交高粱，再造毛时代琳琅满目的各种“代食品”，还要向老媒体工作者学习，大力宣传各种乱七八糟植物的营养价值，宣传世界各地的民不聊生、、、、、、为国分忧，为毛粉人民及早进入纯毛时代，我再苦再累，值!
打算拥抱毛制、迁入大红地带的网友，甘愿承当阶级敌人重任的知识分子，请排队集结。
结尾还说饥饿记忆。据传，刘少奇曾说过，“如果尝过吃不饱的滋味，就不会让人民吃不饱”。这么说，习总书记当领导太合适了。当然，问题不像刘少奇说的那么简单，毛泽东手下有些人曾经饿过饭，可这些人就让人民吃不饱了。可见，在民生、政治等重要领域，一定有比领导者秉性更重要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总之，领导人挨过饿非常好，而欲求更好，还得靠制度的设计与选择。一国三制，毛制特区，不妨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