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我们在新一波的抗议浪潮和占领运动中看到过如此多的情绪：恐惧、愤怒、绝望。不过，由学生带领的香港占中示威者给抗议“派对”带来了：迷人的力量。
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广为流传的香港主要抗议营地的场景至少给人是这种印象。该抗议营地位于金钟横跨八条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这里也是港府的心脏地带。
在营地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对公民抗命的讨论。在另一部分，人们在学习如何制作折纸版本的小雨伞——因为该运动被命名为“雨伞运动”。没有墙上的涂鸦，抗议者们整齐地把自己的愿望浓缩到便签条上，贴在“列侬墙”上。时不时地，每个人都会停下来拾捡垃圾。那里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女性卫生间，还有一个电子设备充电站。由抗议者们公认的领导团体提出的方案都经过了人群的郑重讨论。那里还有一个供人们向基督祈祷的神坛，及一个迷你的关羽庙。排列整齐的帐篷上喷刷有数字，方便邮政工作人员。在现场的许多记者自己会受到震动，他们得离开现场来试图写些客观的报道。但是很明显，他们彻底为这整个的体验所倾倒。
毫无疑问，这场占领运动准确地反映了参与者们的个性。整件事都“非常香港化”，尤其是非常年轻的香港化：认真、顽皮、天性纯良、彬彬有礼、充满理想和感伤。这个运动最知名的歌曲选自音乐剧《悲惨世界》里的“你听到人民的歌声了吗”（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金钟的营地也体现了一群经验丰富的年轻政治活动家们严格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他们曾成功掀起了大规模抗议，阻止了强加给香港的“国民教育科”。这一营地的存在，不只是推动示威者们当前要求的香港真普选，它还体现了抗议者们所向往的香港是一个什么样子。
最重要的是，它将示威者们身体易受伤害的劣势变成了抵御警方的力量。甚至当看到在接近营地有很多并非全副武装的警员，也会令旁观者们想要伸出一只手臂去保护他们。
抗议者们易受伤害的特性实际上已令他们的力量倍增。通常，白天参加抗议的人数平均不超过几百人，夜晚抗议人群扩大——人们下班或放学后前来支持。但是在危机时刻，以及任何时候抗议营地可能受到当局威胁时，示威人数会增多。这种效果令抗议营地“碰不得”，至少现在是这样的。
在旺角，另一个主要抗议营地的气氛则不同。在那里，人群的年纪要大一些，他们更强硬，更愤怒。示威者们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更频繁。占领者和反占中示威者之间出现言语交锋。安全帽和防毒面具已开始取代雨伞，成为占领者们的典型装扮。
在旺角持续性的冲突可能是当局精心设计的，因为他们希望将公众的视线转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如果你使劲挤压，你能看到一些更传统的防暴场景。事实上，在金钟营地的组织者们曾数度呼吁在旺角的占领者们撤离，但没有成功。在旺角的抗议者们说，如果旺角失守，下一个就会是金钟。再次，人们保护性的冲动在起作用。
这一切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们探讨：有如此多的香港年轻人走出来成功地采用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技巧，他们如此年轻，为什么在抗议中能做得这么好？传统的答案是：这一切均源于1997年回归北京统治后的弊政。的确如此，但这只是部分的真相。在香港，示威有着更长的历史。
1967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香港（左派展开的）亲北京的示威中，学生们表现突出。该示威让香港陷入了广泛骚乱。但是文明香港的出现也许能够追溯到1973年大规模的反贪污抗议。当时，香港的腐败严重。几乎每一件事都要所谓的“茶水费”，从在医院里要一个便盆，到让消防员真的打开他们的水管。
那年的抗议活动导致了广泛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及建立了高效的廉政公署。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也使香港人从腐败的毒气中解脱出来，重塑了当地机构和各行业，重建了香港的声誉，使其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城市。在政治上，它标志着一个长期的、执着地争取民主权利和实践的抗争，并取得了部分成功。这场抗争始于对代表伦敦殖民利益的寡头的斗争，现在继续反对代表北京新殖民主义利益的寡头。抗议是香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香港，人们抗议了这么多年，甚至连孩子们都变得如此擅长，这不应令人惊讶。
有充分的理由说，香港的年轻人已变得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出色。当北京宣布要对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施加政治审查的计划后，正式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退了下来。目前的占领运动是从由高中和大学生领导的罢课运动中萌发出来的。
香港当局原本希望把当地的选民变成一种巨大的橡皮图章——无论香港的领导人是谁，都得是北京批准的人。经过一个漫长的、完全虚假的咨询后，他们指望香港人对整件事都已如此厌恶，以致他们不会有太明显的异议就让该决定通过。
如果不是那些“恼人”的孩子们，他们也许已经成功了。
（本文译自Jamie Kenny于10月25日发表在阿联酋首府阿布扎比的官方英文日报《The National》上的评论文章，题为：“香港抗议活动是一场秩序战胜混乱的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