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中发表“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赫鲁晓夫在此后的苏共内部权力斗争中，得益于朱可夫元帅的大力支持，将马林科夫等反对者悉数逮捕。文革爆发后次年初，《人民日报》、《红旗》便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当时毛与刘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同样是元帅的贺龙并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一举动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忧，也由此埋下了贺龙悲剧式结局的隐患。1973年，毛泽东虽口头上为贺龙平反，但近9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正式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着实耐人寻味。蓑笠翁在个人网站发表文章《贺龙事件始末》，对于“林彪迫害贺龙”的说法指出，林彪不是贺龙事件的元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毛害怕贺成为朱可夫。
作者声明：对于文中所采取的很多资料，都是后来林彪倒台后的证词，尽管我多加验证，肯定还会离真实有出入。
毛泽东在贺龙等陪同下，观看解放军和民兵的军事汇报表演
贺龙不能成为朱可夫
1957年6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马林科夫等七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不接受，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来决定他的去留。时任国防部长的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将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6月19日，三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检查委员召开全会，大多数委员表示支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被解除职务。此事奠定了赫氏的掌权的基础。当毛泽东决定要打倒“掌权的走资派”时，一定会考虑到在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这个朱可夫。谁最有可能成为朱可夫呢?也就是说，“兵变”、“政变”的问题已经是毛泽东要考虑的问题。1965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对付“兵变”、“政变”的问题。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要怕兵主，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三，肖华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此后在“兵变”、“政变”的问题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5·18讲话时到了一个顶峰。
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来校看房、借房，要驻一个团。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写大字报质问彭真要搞“二月兵变”。8月2日，邓小平曾经向老师学生们解释：“我们的军队不仅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经过康生的调查发现，命令看房、借房的某师师长是贺龙的老部下，他们还到农大、石油大学看过房。康生向毛诬陷“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戚本禹1979年4月24日揭发：康生“说什么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钱钢在《“二月兵变”真相》跋1980年12月7日《解放军报》，胡思升在《元帅之死一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载198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中，都说到康生诬陷“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而贺本人也是经常带枪的，贺又不同意调换他的警卫部队，当时贺龙身上一直有枪。贺龙不管什么时候，都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以前总要警卫处跟车，现在就是不让跟车也不让调换他的警卫，中央警卫处(团)一直是毛泽东直接控制的(通过汪东兴)，林彪也控制不了中央警卫处(团)，贺龙为什么这样做?
当时毛与刘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贺龙并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刘少奇被批斗后，贺龙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像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当大家都在批刘时，他不发言，毛问他：“为什么不发言?”，贺龙挺身立正：“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啊!”同时，贺龙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居然与江清面对面辩论了3个小时，江清也不含糊，直接告诉贺龙的女儿：“回去告诉你父亲，我们要动他了，还有你妈，也不是个好东西!”。当毛和林要求稳定军队，对领导干部不要动，可是贺龙却公然唱反调说“个别的也可以动一动”。贺左批海军的李作鹏，右批空军的吴法宪，同时又鼓励“贺办”的人贴了“大字报”跑轰当时总参的负责人杨成武，贺的另一个前下属军委作战部长也签名写大字报造总长杨成武的反，连周都看不下去，提醒杨要小心。贺龙的动作越来越大。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原因何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毛给贺平反时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为什么总要带着枪呢?”原来如此，是枪的原因啊。
信——叛徒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后，但是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把贺龙搞挺。就在这个时候，湘鄂西已故领导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给武汉军区写了一封信，说贺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勾结。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晏章炎第三次写给“中央文革小组”材料，诬陷贺龙在1934年向蒋介石乞降。说他父亲晏勋甫在临死时告述他一个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即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向蒋介石写过“乞降”信，企图“叛变投敌”。晏勋甫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当厅长时，‘有一天收到一个报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一个龙字，他父亲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2月22日，江青拿着抄件对周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后，2月28日，文革办公室将原件转交中央军委信访处。3月4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现总参办公室顾问)送杨代总长，请示处理意见。3月6日，杨代总长签送林彪阅。3月9日，林彪在送批签上签了名，江青划了圈。中央总共派人两次调查此事的真伪。7月13日，调查者回到北京，“给林彪、江青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说‘我们认为，晏章炎的揭发是可信的’。‘贺龙……只是由于敌人没有满足他的私欲，或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叛变未遂’。”第二次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给出了同样的结果。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周也表态同意。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国务院参事多次举行分组会，学习文件，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历史上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的“党代表”动员参事们反映他们所知道的中共高干的历史情况，李仲公3月27日对“党代表”说，我有事情反映，但必须向周总理本人单独谈。稍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早年贺龙同志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参事室即向周总理联络员郑凯同志电话报告，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去。参事室即派人送去。李仲公此举有报私仇之嫌，一报当初贺龙阻止其要贵州政府主席一事。后来在贺龙去世后的三年以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李仲公交来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结果发现所用纸张是40年代后出产的。这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李仲公其人从历史上看，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在90高龄时，在接受调查时拒不承认造假，尤其是面临抗拒从严的后果，还拒不认错，不合他的本性。贺龙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能有多种解释，也许并不是“乞降”，但是在文革中，只要一封信，管他是什么信，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打成叛徒。刘少奇就是例子，当初还是周亲自写的材料通报全党说刘少奇的出狱经过。林彪死后，从毛参加陈毅的葬礼，出于政治安慰的需要，一批人要平反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作鉴定的人就知道怎么作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贺并不是共产党员，脚踩两只船也是可能的，但公开求降却是过分了。
1968年贺龙收到一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名义所发的信，要他交代当初他是如何与国民党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哪些人、最后又达成甚么协议。贺龙看见党中央重提此事，心中大感不妙，不停地书写“冤枉”、“冤枉”。事情起源于1933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粱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相鄂西红三军。贺龙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其实，当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不过，贺龙当时确实是枪决了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熊贡卿。贺龙忿忿不平地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就是这三件事，最后导致了一代名帅悲惨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