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9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个坚持”后来作为中共的“立国之本”写入党章。鲜为人知的是，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其实来自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胡绩伟在《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披露，1966年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后第三天，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提出：“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会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以下为《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二章“四个坚持和四根棍子”全文。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大会上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当时有一些同志认为之所以要强调“四个坚持”，就是要用这作为“四根棍子”来打击“真理标准”的同志，是想要阻挡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十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的预见是正确的。老实说，我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只在具体的提法上有一些意见，特别是我只认为应该在如何坚持方面多作研究，以便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所坚持的假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谁知就是这样，也被视为异端。
“四个坚持”是“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
其实，“四个坚持”是从“四个念念不忘”摇身一变而来的。“四个念念不忘”是林彪提出来的。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以后的第三天，林彪发表了杀气腾腾的《五一八讲话》，“四个念念不忘”就是在这个讲话里提出来的。林在这个讲话中，一方面从揭发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开始，大讲国际上和我国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大讲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复辟，因而提出“念念不忘政权”，说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提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还提出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
另一方面，林彪在这个讲话中，又大肆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说：“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林彪进而提出：“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当时林彪就提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打掉一批中国的纳吉”、“一批中国的赫鲁晓夫”。林彪在两手并用的情况下，提出了杀气腾腾的“四个念念不忘”，他说：“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会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
重读林彪的这篇讲话，是很令人深思的。邓小平同志深受“文革”之苦，他对林彪强调“四个念念不忘”的历史不可能不熟悉。有的好心的同志认为，“四个坚持”是起草讲稿的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没有注意，是上了当！当然不能这样说，英明的小平同志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能马马虎虎，不可能不注重、不深思，不可能像一般大官僚主义者那样只是照念稿子。
关键是在反对“两个凡是”以后，的确又冒出了新的“凡是”的苗头。
领袖的“凡是”，就是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就像“皇帝”的“凡是”，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总之，都是要全民奉若神明，上上下下都听话、都遵从，都坚决照办、都坚决贯彻，违者必究、从严治罪。这是维持统治的法宝；对封建主义来说是这样，对我们历届革命的领袖来说也是这样。
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四个坚持的核心
“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所以“四个坚持”实际上是“一个坚持”，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
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文革”结束后头等重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十年运动的整个过程都是毛泽东思想活灵活现的大试验、大贯彻，结束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大悲剧之后，全国干部和全国人民都不可能不想到毛泽东的责任。
把责任推给林彪、江青，推给“四人帮”。当时的最高领导是这样想的，指导思想和舆论导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无论是批判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和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也无论是拨乱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都不能不牵涉到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他的一系列极左的理论观点，也就不能不牵涉到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错误部分。
这同很多已当权的和未当权的权威人物多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老传统大相径庭。因而就暴发了“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场大论争。
在这些“高举”的权威人物中，显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当权的，他们“高举”，就是用毛的“两个凡是”来压制尚未当权的权威人物，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另一类就是那些未当权的，为了使自己从毛的极左路线下解放出来，就不能不反对“两个凡是”。但是，一旦自己当权以后，仍然感到毛泽东思想这杆大旗放不得，一是因为自己多年来就是在这种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二是自己无其他权威理论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因而不能不继续仰仗这杆大旗来作虎皮。
在反对“两个凡是”的人物中也显然有两类。这两类人虽然都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一类人仅仅是用这来反对阻碍自己当权的“两个凡是”，因为这句话也是毛泽东的话，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另一类人也打着这一红旗，用这一理论观点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武器，但到此并不止步，他们不只反对“两个凡是”，而且反对毛泽东思想中一切错误的观点和相应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新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背景
粉碎“四人帮”以后，毛泽东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专制独裁统治被冲破了，首先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极为难能可贵的思想解放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贡献，就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运动使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中全回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抛弃几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基本纲领。三中全会第一个发展农村经济的决定，动摇了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农村的基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设制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扭转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危局。
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最大的功劳，就是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打破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禁梏，是我国反对极左路线的最伟大的胜利。
这对新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说，的确是很大的喜悦。同时，也使他产生了忧虑。因为他赖以起家的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更加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失败的。特别是在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务虚会上，思想解放后的各种理论观点，不仅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错特错，而且有一些先进人物还分析批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多错误观点，这对正要树立新的“凡是”的邓小平来说，都是很大的威胁。
这才是小平同志在务虚会上提出以“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清算林彪的极左错误，一方面又搞一个“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中最主要的错误，一方面又不加分析地笼统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坚持毛泽东一系列左的错误。这当然是十分矛盾的决策。因而明眼人一看就认为“四个坚持”是“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是“四根棍子”。老实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比较迟钝，没有认识到这个翻版就是“四根棍子”。
我对四个坚持的几点补充意见
当时，当局的领导意图是把思想解放运动局限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四个坚持”的范围内，坚持在二十几年来的“巨大成绩”和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基本正确”的范围内。以后我才懂得，当时把批判“四人帮”和反对“两个凡是”统称为“拨乱反正”，就是要返回到过去的“正确道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是“基本正确”的。而我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突破这种“拨乱反正”的老圈子。
当时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在长期的左倾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以后，重新提出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不根据二十几年来的新情况提出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新问题，如究竟是坚持真社会主义还是假社会主义等新问题，如果对这些新问题不加阐述，就很容易坚持错误的原则，很容易同林彪、“四人帮”的所谓“坚持”划不清界限而混淆起来。当时，我和一些同志在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提出一些补充、修改和澄清理论是非的意见。这在理论上是值得考虑的，在组织上也是合乎党内民主原则的，可惜这些意见却被少数权威人物扣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帽子，一口咬定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后甚至上纲为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保持一致，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道、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邪路，同党“分道扬镖”了。
当时其他同志提出好多意见，我不去转述，只把我的意见，简要地复述如下：一、我认为在宣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讲总结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分清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二、应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三、在宣传“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时，应注意讲改善党的领导，如果不改善多年来那一套错误的领导，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党的领导；四、主张分清毛泽东前期和他后期的错误思想。
这四点意见，哪点是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怎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思想呢？
这种对待原则分歧意见的恶劣态度，的确是思想专制主义的重新抬头，就是我前面说的“新凡是”的真实面目。由于在“真理标准”讨论以后，他们已经很难拿出什么有说明力的理论来树立自己的“凡是”权威，因而，他们打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的目的，一是标榜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四项原则”作为“四根棍子”来打击那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认为这些人是对他们的“凡是”权威的最大威胁。以后，他们又一再强调什么“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自封为代表中央，谁同他们不一致就是同中央不一致。而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来整肃异己和重用亲信，都是为了树立自己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说穿了，无非是“句句是真理”、“一言堂”、“个人迷信”那一套专制独裁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