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9日，被指为黑社会提供保护伞的青岛市原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单果潍在受审期间，在网络中发表《万言书》称，“我莫须有地被迫害诬告成了聂磊黑社会的‘保护伞’”。单果潍案其实是绵延4年以上的针对聂磊系列案的青岛打黑“打伞”(黑社会保护伞)运动的余波。至此，该市已有一正三副四位局长涉案，市公安局2007年的领导班子成员落马者近半。由此呈现的各种乱象，也揭开了中国基层公安系统的堪称“恶劣”的生态环境。
青岛黑社会老大聂磊案是在2010年因偶然事件引发，当时正值“政法沙皇”周永康主持全国政法工作、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如火如荼之时，因而有遥相响应之势，且说明了“打黑”的必要之处。不过青岛与重庆的“打黑”过程均需仔细审视。另外，山东青岛的聂磊、四川的刘汉、山西的张新明，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三位与官场深度结合的“黑社会老大”的集中出现，也折射出中国基层官场生态的恶劣程度，预示着中共对基层官场进行自我整顿难称乐观的前景。
“地头蛇”聂磊渗透青岛公安
近日有关聂磊系列案的新闻信息非常多，其中很多都是旧闻再炒，或是一些被官方证实的坊间传闻。这是因为，该案起于2010年，已经持续4年之久。很多人都已经忽略掉一件事，这是周永康主持政法工作时期的一项“政绩”，只是案发时机有些突然。据媒体披露，2010年3月27日凌晨，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颐中皇冠假日酒店三楼雾之花夜总会发生一场严重的暴力打砸事件，事起于聂磊手下组织的4名“小姐”去此地卖淫而与保安发生争执所致。不巧的是，当时前来青岛参加国家赛事的15个国家或地区的70余名跳水运动员正在此地下榻，使之成为一个国际新闻事件。
当年6月23日，公安部下发B级通缉令，捉拿聂磊。后者于2月后于北京落网，他可能是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自己的“小聪明”没有得逞。同时，青岛市展开了一场大规模高烈度的打黑“打伞”运动，时至4年多后的今日仍未完全平息。在当地公安系统，除了正厅级的原市公安局局长王永利外，还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延球、杨加平、姜集喜，市内各区分局局长于国铭、冯越欣、单果潍、胡良才，以及其麾下胡冬杰、王林良、韩进杰、王东、杨玉亭等等涉案落马。
这些人事动荡完全集中在青岛市公安系统，这也反映了当地公安系统真实的生态环境。已在受审的单果潍所透露出的一些“内幕”虽然尚未得到证实，但是外界认为较具可信度，是窥探基层公安执法状况的一个切入口。单果潍曾是聂磊专案组指挥者之一，他表示，开始组织的20多人的专案组3天时间就被聂磊团伙瓦解了。在抓捕其骨干分子任昊时，曾经4次抓捕无果，“情报的泄露全部来自警界内部”。
单果潍事后被控受贿罪、贪污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项罪名。如果他不是自己所称的聂磊安置的“内鬼”，那么被渗透的应当另有他人。单果潍在《万言书》中说，“我莫须有地被迫害诬告成了聂磊黑社会的‘保护伞’”。“办案人员分为四个班运转，采取车轮战术，不让我睡觉休息，把我铐在约束椅上，用打背铐等多种手段，变相体罚，目的是逼我承认保护伞问题。我一再声明是被黑社会迫害，他们便折磨我，不让我睡觉，声称这就是熬大鹰，并一再威胁态度不好就抓家人。”
就此来看，基层公安系统至少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与社会利益的非法勾连，十八大后的四川、山西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二是执法过程存在严重违法情况，青岛与重庆的打黑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多维新闻此前曾有文章《公安执法旧病难去去周永康化仍未完成》指出，十八大前后至今，重庆、四川与山西公安系统已经各自经历过一场剧烈的人事动荡，但是其发生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或是因周永康薄熙来事发，或是因中央对政治生态的不满。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还有其他一些存在相似情况的地区。外界难以相信，像王永利、单果潍之类的长期违法的执法人员能够从此“改邪归正”，其中一些正是得益于不法势力相助才得以升迁。
黑社会“三巨头”呼风唤雨20年
聂磊与涉周永康案的四川“黑金商人”刘汉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二人都是白手起家;其二，二人的起步的时间点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三，二人都曾涉足过随时势而兴的房地产、赌博游戏机厅等业务;其四，二人均打通了官场执法系统。当然，还有一点是两人都堪称地方一霸，“黑社会老大”式的人物，凭借违法行为而生，身上都有命案。除聂磊与刘汉外，还有山西“黑金商人”、被称为“山西赌王”、“山西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后者也是起身于上世纪90年代，与官场关系紧密，媒体称其“涉黑、唆使杀人、骗贷、洗钱、巨额赌博、行贿、偷税”，甚至操纵司法买官卖官。
刘汉组织四川黑社会
显然，对于聂磊、刘汉、张新明三人的分析可见，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是一种现象。虽然这些人都是仅限于地方的“地头蛇”，比之上层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人仿佛萤火之光，但是其对官场的全面渗透的程度更深，其犯罪情节更粗暴恶劣，更令广大普通民众畏惧愤怒。也更是这些官场与社会层面恶性力量的相互勾结，使中国的底层社会生态变得污浊不堪。民众随后也会将对这种环境的不满愤怒情绪转移到执政者身上，使其遭遇深重的执政危机。
事实上，这种情势的产生有其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中国社会和市场尚且处于萌芽状态，在90年代迎来大爆发式发展。在社会缺少法治和秩序，官场纲纪松弛的背景下，底层的发展就会呈现出两面性，有良性的一面，也有恶性的一面。显然在短期内，后者的暴利特性使其具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而且与官场权力的结合不可避免。现今很多企业家在当年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都有僭越法治或者钻过法律漏洞的“原罪”。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的原本循规蹈矩、默默无闻、依法办事的小人物、小企业逐渐成长、发展、壮大;有的及时转型“洗白”，成为行业翘楚、社会精英、文化名人;也有的“一条道走到黑”，将自己的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在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结成势力网、利益集团、地方“小王国”，并有继续向上冲击的态势。其中刘汉的发展势头最令人惊惧，因为他搭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便车”，不仅有染指高层之势，且已有涉足海外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