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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女儿听林彪死讯感谢老天爷 贺妻遭迫害耳朵结蜘蛛网

—《贺龙之女忆“文革”海上逃亡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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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剧烈的疼痛使贺龙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贺龙之子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为躲避追捕,他们隐姓埋名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做起了水手。最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本文摘自2008年6期《环球人物》,作者肖莹,原题为《贺龙之女忆“文革”海上逃亡40天》。

贺龙与薛明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就是贺龙的翻版”,贴上假胡子,活脱脱就是“贺龙再世”。连笑的时候那眯缝的眼睛,都一模一样!她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

埋怨父亲的“话柄”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这对夫妻携手走过27年的生活,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

隐姓埋名当水手

1966年,林彪一伙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

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被监管的对象”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1970年她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贺晓明却发现了另一层“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边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从小的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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