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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挺习党媒:栖身军委 习近平卅年前埋伏笔

挺习党媒 多维网/耿飚那几年会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他的事务可谓庞杂: 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无所不包。作为秘书的习近平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的东西,比如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问题,在习近平的眼前都不再神秘

2000年仲夏,曾经在粉碎“四人帮”的暗夜中奉命控制北京各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无军衔”国防部长耿飚以91岁高龄撒手人寰。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和耿飚的次子耿志远一起收起耿飚的骨灰,小心翼翼地放入骨灰盒。“这是儿子,而且长子才会做的事情。”时隔13年,耿飚的小女儿耿焱在回忆起这个细节时仍充满感激。耿飚逝世两年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去世,耿志远在习仲勋的葬礼上陪伴了习家人全程。

耿飚可谓是习近平跨入军政两界的第一位恩师。1979年清华毕业后,习近平旋即投笔从戎在耿飚麾下,从此与军队结下难解之缘。恰恰是这短暂的3年,习近平随同这位伯伯接触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不但得到最初的军政跨界历练,更重要的是学着以更广阔的视角和胸怀去认识当时的中国。当然,习近平也由此阴错阳差地穿上了一身军装,从此与军队直接结下最初的血脉关系,这为其此后三十年植根军方,乃至上位后迅速掌控局面、整肃军队埋下了伏笔……

红二代的宿命还是因缘际会?

“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据说,当年中共元老陈云便是以此向邓小平等人力推接班人梯队计划的。十年文革,百业废止,学校停课,人才断档。20世纪80年代大量老干部复出苦力撑持局面,后继乏力的隐忧已开始显现。正是在此情势下,陈云在1983力挺胡耀邦建立“第三梯队”,培育中青干部后备资源,“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实际上,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在此之前,陈云、王震等中共高层便酝酿在红二代中物色接班人,随后便掀起了中共元老后代从政入伍历练的风潮。2012年落马的薄一波之子薄熙来,现任中纪委书记、原国务院总理姚依林女婿王岐山,总后政委、前及国家爱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等人都是在那个年代纷纷涉足政坛军界,或到县上、或到大队,或者做秘书……此后更被列入中组部1982年专设的青年干部局跟踪考核,该局由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出任局长。若干年后,陈云等中共元老苦心孤诣的播种终于开花结果。如今这一庞大群体遍布党政军经各行各业。

文革末期,在陕北的黄土沟子里摸爬滚打多年的“黑帮子弟”习近平艰难挤进清华大学校园,成为化学工程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5班的工农兵学员。但是当时文革的战火依然未熄灭,1975年10月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大学开始向全国蔓延,全国数十万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上千领导干部到清华学习参观,当时的学习状况可想而知。对于这段岁月很少见诸公开报道,不知后来的习近平是否依然熟悉那股政治狂潮的躁动气味。也许,这4年他最大的收获是一位志同道合的上下铺室友陈希,同龄同系更重要的是同是体育迷,使得他们的友谊从未中断。直到多年之后习近平上台,陈希也辗转仕途成为中组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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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还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

1979年4月清华毕业后,习近平旋即被安排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长的耿飚身边。这或许便是那个红二代群体冥冥之中的宿命,但这又何尝不是一次巧妙的因缘际会。在老一代革命家中,耿飚并不是特别显眼。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的最高职务是兵团副司令员。然而,正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权变之夜即1976年10月6日晚上,耿飙受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之命,对北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加以控制,以保证对“四人帮”的镇压顺利进行。从此,耿飚仕途日隆,先是主管中共宣传再入政治局,出任国务院主管外交、军工、民航、旅游等事务的副总理。1979年1月份就在习近平被挑选为他的秘书时,耿飚再获重用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可想而知,耿飚当时如日中天、横跨党政军的权力中枢地位对当时初入仕途的习近平意味着什么。

耿飚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老战友,二人的交情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时代。当耿飚在一方面军艰苦北伐的时候,习仲勋在西北红军当中建设根据地。后来两人在甘肃庆阳有了交集,耿飚在庆阳驻军,在庆阳娶了夫人赵兰香,而习仲勋则在庆阳的环县当县委书记。习仲勋在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遭厄运,1966年之后开始挨斗、坐牢,而耿飚也在“文革”期间受过批判。他们都是在邓小平复出之后被起用的那一批干部。耿飚的小女儿耿焱称呼习仲勋为“习叔叔”,而习家的孩子则称耿飚为“耿伯伯”。耿焱曾说,因为都很熟悉,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

习近平虽然贵为红二代,但初试锋芒便被安排到耿飚这样的权力核心身边,轻而易举地接触到军国大事,无疑是极为难得的。如果说这其中没有两家父辈的积极促成,恐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习近平竟然“作弊”

1979年春,习近平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正式任命。不过,就在这位26岁的青年报到前后,中央调整了耿飚的工作。耿飚的新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军方职务。于是习近平又多办一个入伍手续,跟随耿飚转入了中央军委。机要秘书如果没有现役军人的身份,将无法接触内部重要文件。耿飚的绝密文件都锁在抽屉,钥匙随身携带,妻子儿女也无法靠近。

“习近平报到的时候,大概是3月20几号,那时耿飚还在西山的指挥部。”《耿飚传》的作者、耿飚1985年之后的秘书孔祥琇说,“当时还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根据他的本科学历,他被定为副连级,工资是每月52元。那时的解放军没有实行军衔制,大家的军服都是绿色“三块红”军装。秘书和首长的军装款式完全一样,和士兵相比仅仅多了上衣下排的两个口袋,那个时代人们用“四个兜”来指代军官和普通干部。干部被认为是需要开会的人,下面的两个口袋对于干部来说意义深远——开会时装小笔记本可能是最重要的用途。不过,习近平的下两个口袋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很多事情耿飚根本就不许习近平记录。机要秘书要有一个好脑子,耿飚要求习近平记下了几百个电话号码。

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负责日常工作的其实是耿飚这位秘书长。做耿飚的机要秘书,习近平必须万无一失。“他有时候也会‘作弊’,”孔祥琇说,“一些事情如果实在无法记下来,他会听完了赶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在纸条上,悄悄塞进兜里。”

耿飚那几年会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他的事务可谓庞杂: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无所不包。作为秘书的习近平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的东西,比如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问题,在习近平的眼前都不再神秘。“那段时间对他很重要。他一毕业就直接进到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耿焱说,“他(习近平)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以后,到所有的老一代人家里看望。他自己的话就是‘不陌生’。如果他一辈子都是在地方,一下子进中央,那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但他不会,因为他很熟悉了,这是他的优势。”

耿飚1978年担任副总理后出访也不少,会轮流带秘书出去,习近平也曾陪同首长出访和在各省考察,积累了很多经验。习近平曾称自己的第一访美是在1985年,当时还在河北工作的时候,当时住过美国小镇的农家。但美国原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2012年底撰文透露,其实早在1980年,习近平就曾随时任耿飚访美,一行人参观过五角大楼,登上美军航母。

正是因为事务繁忙,耿飚当时的司机杨希连回忆,3位秘书的办公室跟耿飚的办公室是对门。习近平当时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在交道口,不过工作繁忙,不常回家,就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住下。耿焱说,“没有休息日,随叫随到,半夜三更也一样。首长的事情完了他们还没完,还要整理文件、接电话什么的。做重要职位的秘书都特别辛苦,必须盯在那里,找不到人不行。”

当然,3年秘书的生活也不全然都是紧张的。当时耿飚的车是一辆奔驰250,后来换成了奔驰280,奔驰车可以放磁带,而且声音相当不错。杨希连说,那会儿的习近平还不会开车。在等待首长或者和习近平出门办事的时候,杨希连会和习近平一起听邓丽君的歌。两个年轻军人都很喜欢她的歌,军歌固然能鼓舞士气,但邓丽君则会让疲惫的人放松下来,杨希连:“我们把那盘《小城故事》的磁带都听坏了。”就在2013年10月,习近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还曾经提到自己很喜欢梁静茹的歌曲。梁静茹被公认为是邓丽君歌曲的出色翻唱者,她多次唱过《小城故事》。这是昔日生活仍然影响习近平的一个小而确定的证明。

耿飚和习近平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下围棋。这种在古代最贴近兵法的游戏有这样一种魔力,让所有醉心战略的男人欲罢不能。耿飚让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下围棋,他认为这能够训练他们的大局观。

习近平的发小好友围棋运动员聂卫平说,习近平很早就“学会了围棋规则”。1980年代初,是聂卫平大放光辉的年代,他打破了日本棋手的垄断,一度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耿飚访日时,中国棋手正在日本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习近平的牵线下,耿飚接见了棋手们。习近平还专门找聂卫平学下棋。“当时他(习近平)想学一点快速提高的办法,”聂卫平披露,“不过我没教他,我怕他水平不行出去给我丢人。”耿飚和习近平的对弈可能是比较凶狠激烈的,不过在聂卫平看来水平不高。后来如果聂卫平来访,耿飚就和习近平把棋盘搬走,“他们都背着我下棋”。

除了习近平,大多数的秘书和首长之间,都是一种亲近如同家人的关系,更何况习近平本身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不过也正因为这一层工作关系,习近平称耿飚为“首长”,耿飚则管习近平叫“小习”。

这就是习近平政治生涯的开端,繁忙却也不失温暖。

猪头肉,一瓶酒:曲终缘未散

“古代的少年想要成为骑士必须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扈从阶段,那时期的工作包括协助骑士穿戴和保养铠甲、马匹,以及各种照料协助和保护,骑士则教给自己的扈从以战斗和工作的经验,直到他可以独当一面,成为年轻的骑士。但机要秘书的工作比中世纪的扈从复杂得多。”多年后,当大陆媒体《博客天下》在披露这段紧张的岁月时曾如此开场。经历7年下乡的艰苦磨砺和4年清华大学的乱象纷纷,一个纨绔少年的蜕变至此渐渐开始破茧,以好奇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庞大的国度是如何被父辈们辛苦经营的。

当然,如果说这仅仅是观察、“熟悉”的过程的话,那么未免过于肤浅。实际上,更为重要的一种视野与胸怀的拓展,不再局限于父辈的红墙之内,也不再局限于少年时在梁家河插队的辛酸经历。它可能给予他的是一种迎战各种复杂问题不争不躁、勤恳为之的态度和驾驭协调能力。2007年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老人,“当时他说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作,当年我父亲曾负责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书时看了很多的资料,还随我父亲接见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说,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1982年在那场影响深远的百万裁军大潮中,耿飚设计的裁军方案当中有裁撤机关冗员的设计。“当时耿飚身边四个工作人员,夫人赵兰香还有两个月提副军,两位秘书资格要老得多,习近平则是最年轻的秘书,要么裁掉夫人,要么裁掉习秘书。”孔祥琇说,“习近平理解首长的难处,所以他表现得很主动。”

一天,习近平向耿飚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很多人看起来很难理解的决定: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耿飚劝他:“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习近平最终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习近平回忆说,“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刘少奇之子、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当时想想有点委屈,也没有搞个宴会欢送一下,只是来点猪头肉,一瓶酒,几个同事喝了几杯,就把习秘书送走了。”孔祥琇说。习近平的新工作是正定县县委副书记,这是一个副处级职位,他的转业手续很快就办妥了,1982年3月走马上任,但组织关系属于中共中央组织部直管,不属于中共河北省委管辖。

但这份与军队的最初的夙缘并没有终结。此后,无论走到那里,习近平都与当地军方保持了最亲密的联系。1982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一辆绿色吉普车开进了正定县委大院时,习近平从车上跳下时,仍然身着褪色军服……事实上,习近平转业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常穿没有肩章领花的旧军服。在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一张昔日照片曾经走红于网络。照片上,习近平正是穿着这身打扮,在一个有些寒酸堆着书籍的办公桌前留影。

2014年7月30日,习近平在福建预备役高炮师军史馆,驻足当年曾亲手操作的双37高射炮前。当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预备役步兵师(福建预备役高炮师前身)第一政委的习近平正是用它体验炮手训练。人们说,习近平对军队的了解超越了历史,无论是正定还是福建、浙江、上海,都不忘曾经那身绿军装。离开耿飚身边30多年后的今天,等他上台,之所以能迅速稳掌兵权,毫不手软地将徐才厚等一干国贼蛀虫清理出军队,不容他们将自己曾经深爱的军队糟蹋成这样子,可以想见他是有一种深刻的悲愤在里边的。可能在其心目中,也唯有如此才可以报答老首长的知遇之恩和在天之灵。

(穆尧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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