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方的中国通们，逐渐在他们的著作中，改变了对中华民国的看法，特别是抗战前后的中华民国，以及那时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地位，这种修正主义的史观，有时甚至是180度的转变，先是有美国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所写的《蒋介石传》(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评认为此书是对蒋介石腐败、无能、独裁形象的平反;去年则有英国史学家芮特(Rana Ritter)写的《被遗忘的盟邦》(Forgotten Ally)一书问世，对中华民国在二战所作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给予公正的评价。
雅尔塔决议让中共坐大
上个月前《时代》杂志驻北京记者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出版了《1945年的中国》，这本书对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在二战后错失了扶植中共的机会，以致才有韩战、越战，使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的看法，提出强有力的反驳，白礼博的书非但没有引起争论，反而获得好评，上星期天(12月14日)《华盛顿邮报》刊出该报言论版主编潘文(John Pomfret)写的长篇书评，完全赞同白礼博的修正史观。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主张与中共交好最力的人是谢伟思(John S. Service)和戴维斯(John P. Davies)，前者曾派驻延安，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均打过交道。70年代美国寻求与中共关系正常化后，谢伟思恢复了名誉(当年因亲共而被国务院开革)，曾把他40年代发自中国和延安的密电辑成一集出版，书名就叫做《失掉的中国机会》(Lost Chance in China，1974年Random House出版)。
照《1945年的中国》(China,1945)作者的说法，美国在中国根本没有机会，因为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让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铸成大错，中共的大军因此比国军早进入东北，接收苏军掳获的日本关东军大量武器装备，从此坐大，等到国军在美国协助运送下进入东北，已经太迟，无法回天，所以1945年二战结束后，斯大林是在中国最大的胜利者。
白礼博推崇谢伟思是一正直无私的优秀外交官，但他被毛、周等中共领袖的美丽谎言所欺，毛的欺骗伎俩绝不亚于斯大林，甚至青出于蓝，谢伟思所说的「失掉的中国机会」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周恩来的骗术更是高明，白礼博指出，战时设于重庆的中共办事处，在周恩来麾下，有两位国际统战能手，即乔冠华、龚澎夫妇，这是一对才子佳人配，深受派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的欢迎。
中华民国政府真正抗日
燕京毕业的龚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可谓才貌双全，不少外记为之倾倒。美国记者赛佛莱德(Eric Sevareid，80、90年代CBS电视名播报员)热心帮她在美国找奖学金，希望她去美国留学。乔冠华生病，需要输血，谢伟思马上自告奋勇捐血，可是中共建立政权后，乔、龚成为新贵，完全是另一副嘴脸。1954年日内瓦会议，龚澎随同周恩来出席会议，负责新闻联络，一些战时和龚澎有过往还的美国记者，想和她重拾旧谊，均不得其门而入。以今视之，白礼博说龚澎是周恩来的美人计，用以迷惑西方记者，以利中共的国际统战。
对于蒋介石在二战的贡献，白礼博也做出公正的评价，他说：「蒋介石抗日比美国观察家和后来的史家所知道的要来得多，实际上国民政府真正抗日，军队的牺牲也很大，而中共极少抗日，牺牲有限。可是在国内外，蒋介石却越来越不被视为英勇的斗士。」
1945年底美国虽派遣马歇尔使华调停国共之争，当时在美国大使馆任职的麦尔比(John Melby)的日记断言这一使命注定失败。果不其然，1年后，马歇尔铩羽而归，美国本来还寄望民主人士，但中共终于席卷大陆，整个中国陷入革命悲剧的浩劫，这场悲剧是《1945的中国》终结篇。无独有偶的，30年代的美国托派作家易罗生(Harold Issacs)写过一本同名的书《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出版)，只不过那个悲剧指国共第一次分裂和1927年蒋介石清党，对共产党大开杀戒，而中共革命成功后，则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悲剧，特别是亲共的知识分子，白礼博在书中列举了胡风、费孝通、储安平等人在毛泽东暴政下的悲惨下场。
时间终于还蒋介石和他所领导的中华民国以公义，但这对台湾并无加分作用，因为那里的中华民国早已挂羊头卖狗肉，背叛了国民党先贤们创党理想，民进党一心一意要消灭中华民国，更不在乎她的历史地位，只有海内外的孤臣孽子才会关注这些「中国通」修正主义笔触下的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