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
阮玲玉年少孟浪，跟张达民同居等于一个猛子扎进了河泥。结婚不像结婚，恋爱不像恋爱，这给她的人生预埋了一颗结结实实的悲剧种子。狂蜂浪蝶摧花辣手一旦向阮玲玉伸来，她就从此难以摆脱。张达民若肯安分守己，与阮玲玉恩爱相伴，哪怕他平庸一点，阮玲玉也不会怎样埋汰他。可他是那种挥金似土的魔术师，尽管继承了多达十余万元的丰厚遗产，但他嫖赌逍遥抽鸦片，样样化钱，没几年光景就囊空如洗。
阮玲玉不慎将终身托付给一个混世魔王，后果不堪设想。但她还在盼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奇迹。为了奉养母亲，同时担心着前途，她决定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也算天从人愿，阮玲玉进入电影界后，以其过人的艺术悟性和表演天赋站稳脚跟，并且迅速窜红。
张达民荡空遗产后，阮玲玉成为他唯一的摇钱树，他以做生意为名，欠下高利贷，然后花言巧语骗光阮玲玉的积蓄，去赌桌上寻求一掷千金的刺激。久而久之，阮玲玉对嗜赌如狂的张达民有所防备。当她不肯爽爽快快给钱时，张达民就使出“撒手锏”，拿阮母出气，不由分说，照准阮母的脸上就是“啪啪啪”几记耳光。阮玲玉是孝女，眼看母亲挨打，脸都气得煞白了，身子抖个不停，她终于认清张达民的狰狞面目，原本期望他能改邪归正的那份热切的心愿也就冷却下来。
阮玲玉是觉悟日增的新女性，她对张达民这号赌棍、败家子、鸦片烟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观感，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因为性格软弱，她也很难拿出“蝮蛇一螫手，壮士急解腕”的决心。再说，她看重名誉，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会被那些闻腥起舞的苍蝇(黄色小报的记者)逮住，七炒八炒变成街谈巷议的材料。阮玲玉见过不少同行被黄色小报污损之后再难翻身，她可不想步其后尘。于是，阮玲玉能忍则忍，对张达民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任由他吃软饭吃得心旷神怡，做无赖做得肆无忌惮。
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联华”的台柱子，其名头与“明星”影后胡蝶并驾齐驱，片酬也提高到当时的一流水准。她有心过一种更独立更自主的生活，就从张达民名下的祖屋搬出去，住到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大胜胡同。眼看羽翼丰盈的天鹅要飞走，张达民心里可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厚着脸皮找阮玲玉要钱，若不能得逞，他就寻到摄影棚里大吵大闹，让阮玲玉下不来台。
张达民扑钱的花招很多，强行索取不奏效，他就找些带刺的题材去要挟阮玲玉，比如说，他将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的新闻第一时间快递给阮玲玉。不用说，这是借力打力，他有意让她思忖思忖，掂量掂量。阮玲玉细读这篇报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经历了种种难堪，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一大堆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等于撕下内衣给人瞧，胡蝶不得不—一作答，法庭内的旁听者乐得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还要过瘾，时不时地发一阵笑，起几下哄，逗惹得黑袍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肃静。阮玲玉设身处地想，换了她，窘都会窘死，羞都会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对方的律师那样折腾与摆布?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又火上浇油地说：
“胡蝶的情变风波已原原本本上了报纸，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与它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辣价钱。”
张达民此言一出，阮玲玉顿时花容失色。
阮玲玉深知，一个无行小人若见利忘义，绝对是什么丑事、坏事都做得出来的，她立刻制止张达民：
“你千万别胡闹，这样做会毁了我的前途。”
“我也不想翻旧账，可是一个铜板就能憋死英雄好汉……”
说到底，张达民除了要钱还是要钱，这回，他的威胁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阮玲玉答应满足他的要求，并且设法为他谋得一份体面的差事。她天真地认为，这家伙有薪水可拿，不会再像一条饥饿的癞皮狗老来纠缠了。没多久，“联华”的董事长罗明信不看僧面看佛面，聘用张达民为光华戏院的经理，月薪一百二十元。在当年，这份收入并不低，联华公司一般演职员的薪水每个月才不过四十元。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耳根清静了一段时间。她暗自庆幸，胡蝶的悲剧总算没有在自己身上重演。她特意登门探望过胡蝶，谈起那桩缠人而又恼人的诉讼，胡蝶悔不该与林雪怀对簿公堂。胡蝶的性格比阮玲玉要刚强许多，但她一讲起法庭上受到法官与律师盘诘的尴尬情形，仍然心有余悸;讲起那些小报记者可耻可憎的丑行，更是咬牙切齿。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阮玲玉为躲避战火，前往香港拍片。待战事平息，她想返回上海，张达民却乐不思沪，他明知长假不归的话，光华戏院经理的位置必定不保，但他另打如意算盘，想利用何东爵士认阮玲玉为干女儿这层关系，在香港谋一份美差。这当然不难，何东爵士一句话，张达民就到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张达民岂是有忍性的人?他难奈寂寞，要去澳门大赌场找乐子，斗胆挪用公司的大笔现款，跑到葡京狂赌三日，输了个两手空空，眼看无法交待，赶紧溜回上海。他在家里沾明星老婆的福，不必自己到外面辛苦打拼，日子仍然过得逍遥滋润。
此时，阮玲玉极端厌烦和痛恨张达民这条死死纠缠的臭蟒，她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十九路军在福建驻扎的消息，猛然记起她的广东同乡、财政处长范其务。阮玲玉心想：倒不如把张达民托付给他，一者远离上海，二者置身异乡，或许能使他老实规矩。阮玲玉的一封信为张达民谋得福清县税务所长的肥缺，能与银钱整日打交道，虽说路途遥远，他倒是乐意“屈就”。
1933年4月9日，因公出差的张达民突然现身沪上，自然要回家探看虚实。这一探看不打紧，只见人去楼空，摆明了，阮玲玉已另择高枝。当他怒气冲冲寻到阮玲玉的新家，要讨个说法，看到客厅里端坐的竟是巍然如山、俨然如神的茶界阔佬唐季珊，他畏缩了。与此人硬碰硬?他张达民没这个胆量，也没这个实力。他痛心疾首的是一座金矿、一棵摇钱树被人挖走了。怎么着，借黄色小报将阮玲玉弄臭?这种报复手段固然能出一口恶气，却会彻底断绝财源。他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理清头绪，决定向阮玲玉索要赔偿，那个数目够大，绝不会见笑于人。阮玲玉呢，只要能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她愿意给予对方一定的经济补贴，其后所签《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中第二款即明确规定：“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
张达民得了补偿，暂且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唐季珊却旧病复发，开始移情别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