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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 这种低劣的小儿科行为也是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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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个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人,并写文章发表演说大力抨击中共这个政权的邪恶行为,那你的对手如何对待你呢?我曾以为持反对观点的人也会一样在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因为毕竟海外大多数中文报纸都在中共的控制下,发表个拥共文章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我正常推断的事从来没发生过,却发生了我根本想不到的事——骚扰电话。

最终,是正义战胜邪恶,还是邪恶战胜正义?

我想在文章的头尾各提出一个问题和回答作为文章的引子和结论。

问题一是,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如果你是一个拥护中共专制政权并反美的人,你写文章发表演说大力为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叫好,抨击美国政府,对民主制度的不完美痛心疾首,你会不会因此莫明其妙地接到骚扰电话,受到威胁?我想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批评的对方是民主制度,更具体地说,你的对手是有民主理念的人,他们会公开驳斥你的观点,但尊重你自由言论的权利,他们当然不会做出格的事走出道德地线。

可是如果你是个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人,并写文章发表演说大力抨击中共这个政权的邪恶行为,那你的对手如何对待你呢?我曾以为持反对观点的人也会一样在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因为毕竟海外大多数中文报纸都在中共的控制下,发表个拥共文章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我正常推断的事从来没发生过,却发生了我根本想不到的事——骚扰电话。

第一次骚扰电话发生在今年六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九点。通常我们周末都睡懒觉,这个电话把我们都吵醒了。先生拿起电话hello了一声,对方不吱声,先生又hello了一声,还是不吱声,再hello,对方突然说:“Adam Liu,Diane Liu,Adam Liu,Diane Liu。”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先生茫然一下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了。

先生告诉我对方的行为后,就像福尔摩斯一样严肃神秘地向我分析了案情。“第一,无庸置疑,这是有人背后指使的骚扰行为。第二,根据对方发音判断,打电话的是老美而不是老中。因为老美发不出‘刘’音,而把‘刘’音发成‘炉’音。第三,骚扰电话的暗示是,以叫你死了十一年的父亲的名字和你的名字来暗示你:我们知道你的底细。第四,这种威胁的目的是,迫你停止再写文章抨击中共。”

听完先生这番分析,我差点儿没笑岔了气。我说,“我一个无名小卒,中共至于费这精神头嘛,还这么低劣。再说,它上哪去找美国人给它干这事啊,人家美国人谁干这不明不白的事啊?!”先生说,“这还不容易,随便找个穷老外,让他打这么个电话,给他十美元,老外乐得屁颠儿。”我差点儿又笑背过去。先生生气了,说,“有什么好笑的!你想想,现在中共最恨的就是法轮功,你写这么多文章为法轮功抱不平,这是往它枪口上撞!”我憋着笑说:“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中国大男人都太熊,我这么个女人才急着出来说话。法轮功有名有姓的都被残杀了近三千人了,现在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容忍这种群体残杀啊!”我想了想又说,“网上有人说三妹隔洋呐喊,没用,有本事回去喊。如果隔洋呐喊没用,共产党费这劲儿吓我干嘛?这不是分明威胁要我闭嘴?”先生说,“有用没用,要看怎么说,跟这么一个如此强大邪恶的政权抗争,怎么做才算有用?你回去呐喊,让中共抓起来,关起来,更没用。可是,共产党可不这么看问题,任何民主自由的声音,不论大小,远近,它都认为有影响有用,它都害怕。从这方面讲,你的隔洋呐喊就是有用。不过你写文章不能老是告诫别人,不告诫自己。”我说,“这怎么讲?”他说,“你文章中说,中共怎么怎么残酷,中共怎么怎么邪恶,中共怎么怎么怎么不择手段,敢情都说给别人听的,自己不当回事!”我说:“倒也是,我就是没想到中共怎么这么小儿科。让我总觉得这么逗,害怕不起来,觉着好玩儿。”先生说:“等真出了事,你就不好玩了。”

说归说,第二天我就把先生的忠告和担心抛在脑后,该忙什么忙什么去了,连先生也把这事儿忘了。可是对方没忘了我们,可能是定期拿钱他不能不干这事。两个星期以后,它又来了!还是在星期天,还是早上九点。这次对方不叫名字了,先生怎么Hello,对方都不吱声,在那慎着,然后咯哒一声挂掉了电话。先生挂了电话嘀咕地说,“这小子他妈的变招了!”

第三次骚扰电话离第二次只有几天,这次不是星期天了,而是周日的一天夜里,正应了毛泽东的战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令“敌人”防不胜防。我俩儿睡得正香,突然铃声大作。这次先生有备而来,拿起电话不出声,早就知道又是“它”。对方也不吱声,两人就这么叫着劲儿。突然先生大骂一声:“Son of bitch!”对方快速地挂断了电话,可是三分钟后铃声又响了。先生说,“准又是它!”我兴奋地说,“我接,我接,这回让我接!”拿起电话,我也不说话,听着对方,对方毫无声息,连喘气的声音也没有,鬼魂一般。我就不挂电话,看谁慎得时间长。过了一会儿,咯哒一声,对方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给我的一个常出头露面的法轮功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家遇到的这三个奇怪的电话。他笑着说,“我也接到这种电话,也是不说话,在那慎着听你。有一次,我跟‘它’慎了一会儿,突然大叫一声‘你在那干什么哪!’对方霹雳扑噜地掉了电话,又七扯垮喳地挂上了。我在这头听着对方心慌得不行,着实让我把‘它’吓了一大跳。真是做贼心虚啊!”我的这位朋友又告诉我,他认识的公开反对中共专制的朋友都受到此种方式的骚扰。

转眼到了八月底了,我和先生都忙着为去欧洲度假做准备,早把骚扰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九月中旬从欧洲兴然而归。回来没几天先生突然问我,“中共怎么不来电话了?让我到惦记着。”我说,“别急,咱们不是离开了两个星期刚回来吗?它不会忘了咱们的。”果不其然,九月二十号星期二夜里,又是铃声大作把我俩儿吵醒了。先生拿起电话听着对方,对方很快挂了电话。先生迷迷糊糊地说,“他妈的,这小子真会挑时间,他要治咱们自己也不睡觉,多受罪啊!挣这两儿钱也挺不容易的。”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邪恶总是与低劣绞在一起,邪恶是根本没有道德底线的。正义后面有道德的约束,人类行为规范的约束,民主制度的约束,还有民意的约束等等。但是邪恶不受任何常规约束,当然也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极权制度是当今最大的邪恶,因为它即没有民主制度的约束,又没有民意的约束,它可以完全不顾民意,完全为所欲为。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当正义和邪恶较量时,正义一方需要有比邪恶方大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力量,才能遏制并最终战胜邪恶。而邪恶一方哪怕处于微弱的劣势,一旦疯狂,也会对世界造成极大的危害。一个我思考了许久的问题,这时又一次在我脑子里出现。

问题是:最终,是正义战胜邪恶,还是邪恶战胜正义?

我与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悲观主义朋友以圣经为据认为,最终,邪恶会战胜正义,导致世界象意大利的庞佩城一样最后毁灭,因为邪恶没有地线,人们太容易被邪恶迷惑勾引上当,人们太容易因贪婪而走向堕落,所以邪恶不需太大力气就能成功。他们说,看看中国现在这种昏天黑地的现状,不正是邪恶猖獗的最好实例吗?再看看现在中共是如何利用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地拉拢西方民主国家,而使西方民主国家每每在利益面前丧失原则,你怎能不怀疑这种即潜在又真实的邪恶威胁,怎能不怀疑这种邪恶威胁会滋生渗透发展胀大从而腐蚀消弱正义以致打垮正义?

乐观主义朋友不同意邪恶最终得胜论。他们说,邪恶永远不会战胜正义,因为正义是人心所向。有人问,“可是人性恶是人性使然又是人性必然,贪婪自私人皆有之,那为什么人心还所向正义?”答曰“因为,邪恶权势不但掠夺搜刮人民的私有财产,侵犯人民的权利,它还杀人!看看现在昏天黑地的中国,是个官就敢整人杀人,一个村委书记也敢私分农民的土地,也敢私设公堂打死不服的农民,邪恶如果总是如此不断地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为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保护自己的生命,人们会最终奋起拼死与邪恶一战的!请问,这种为生命而战的拼死气势难道不能战胜邪恶吗?”

我的朋友们最后达成共识,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因为邪恶杀人,它不得人心。

(2005《华夏快递》kd051019)

阿波罗网附图:三妹在芝加哥退党集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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