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6日，经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质学院在北航南操场召开数万人的大会正式批斗彭德怀
批斗彭德怀问题，是北航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等人犯的主要错误之一。笔者认为，假如文革中没有批斗彭德怀这件事，韩爱晶等人的错误可能要小得多，起码不至于被判15年重刑。
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个单位的老干部没有挨过批斗，也没有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没有批斗过老干部。包括刘少奇、贺龙等老革命家也被整死了，至于被老红卫兵、“联动”分子毒打、迫害致死的冤魂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大小小的打手们理应当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但历史的事实是，批斗彭德怀与批斗别的老干部就是不一样，因为他叫彭德怀。因此，主要是由于批斗过彭德怀，韩爱晶被判刑15年，王大宾被判刑八年。而那些滥杀无辜的老红卫兵和参与迫害刘少奇、贺龙等人的人不知道判了多少年。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韩爱晶实在是个复杂和矛盾的人物。
对于彭德怀本人，据我所知，北航红旗头头和群众中不少人对他是很同情的。
有一次，北航红旗内部有两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反林彪的秘密组织“国际红卫军”，牵扯到革委会常委田东。此事非同小可，传出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例行公事，开革委会批评田东。田东很老实，如实地把对林彪的看法、怀疑说了出来，认为林彪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大家一致批评田东，韩爱晶当时没有吭气。
谁知后来韩爱晶对我们说：“我看田东的话有道理，中央的事难说。你们认为中央净好人?陈伯达被江青逼得要自杀，你们知道吗?”
1966年底的一天，韩爱晶接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电话，通话内容大致如下：
“韩爱晶同志，现在有一个人过得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把他揪出来!”
“谁?”韩爱晶问。
“就是那个‘海瑞’彭德怀嘛!”戚本禹神秘地说。
“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揪他有什么意思?”
“彭德怀现在很不老实，闹翻案，不能让他太舒服了。”
“中央知道了批评我们怎么办?”说实话，韩爱晶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红卫兵小将嘛!这样婆婆妈妈还行?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吗?”
“那好吧，彭德怀现在哪儿?”
“在成都。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你们可以通过四川省委的‘黑帮’打听一下。”
于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派了几个精干的学生，赶到了成都，在当地红卫兵的协助下，到永兴巷7号抓到了彭德怀。不料在去机场的路上，遇到了王大宾的“地院东方红”的大队人马，因寡不敌众，彭德怀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了。彭德怀被押到北京后，先被拉到地质学院关了起来，后来周总理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彭德怀送到西郊什坊院的军营里“监护”了起来。
1967年7月中旬，北航奉命批斗彭德怀。
奉谁的命?不光是奉中央文革的命。历史的事实是，批彭问题，作为中央文革总召集人的周总理也是点了头的。
北航要批斗彭德怀，革委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过，决定先小范围审问，再组织大会批斗，会议的组织工作由五系革委会负责。这种事属于“斗、批、改”大事，由常委们亲自抓，不归我管，所以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和找我商量过。
我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在北航主楼二楼，紧靠楼梯，里外套间。由于里面有临时档案和武器，一般人不准进里间。平时，个别常委常在我的办公室找人谈话。
下面的事是1967年7月19日发生在我办公室里的历史事实。
这天一早，我在办公室里刚起“床”(文革中我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一会儿卫戍区要把彭德怀送来，韩爱晶说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再去会场。过了一会儿，两个学生把彭德怀带进了我的办公室，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女同学。
我让彭德怀在我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给他倒了杯水。彭德怀看了我一眼，说了声：“谢谢!”
我端祥着彭德怀，在此之前我从来见过他本人，只见他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光头，脸上有不少刀刻般的皱纹。他一脸阴沉，毫无表情。令我吃惊的是，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无领囚衣。这就是说，他在卫戍区是以犯人身份被“监护”的。
凭我的胆量和身份，我忍不住开了口。我没法称呼他，又不愿直呼他的名字，便说：“您身体还好吧?”
我实在记不清彭德怀是怎样回答的了，是“还好，谢谢。”还是“老了，一身病。”记不清了，但他点头对我表示了感谢。
我又问了一句：“知道是谁让我们批判你的吗?”
彭德怀看着我，说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们不懂。”就不讲话了。
这时来人通知送彭德怀去会场，彭被押走了。我没什么事，便锁上门，跟在后面向六系楼走去。我想去会场看看，虽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但出于好奇，去看看还是可以的。学校里认识我的人很多。从主楼到六系楼很远，路上有许多学生围观，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我跟在后面的缘故。
这次小型批斗会(韩爱晶叫予审会)在北航六系楼一间教室里进行，由韩爱晶和王恒(北航原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审，有关头头们和五系许多学生参加，但我赶到的时候，已挤不进去了。我便站在门口，跷起脚观看。这时，有人开始喊：“打倒彭德怀!”记不清是韩爱晶还是别人开始审问。
“彭德怀，你为什么反毛主席?”
“我没有反毛主席。”彭德怀说。
“那你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指的是谁?”这时，一些人高喊：“彭德怀老实交待!打倒彭德怀!”
我刚听到这里，后面有人扯我的衣服。我一回头，组织部的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你哥哥从山东来了，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迅速离开了会场，后边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到了办公室，一看是维坦六哥从老家来了。他是五哥戴维玉烈士的亲弟弟，在家当小学校长。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学校正在批斗彭德怀……
六哥一听，瞪大了眼睛，大吃一惊地对我说：“什么?彭德怀?彭德怀你们也敢斗?我跟你说，维堤，这事你少干!家里人听说你在北京造反，祖母和四叔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你知道咱家里闹成什么样子了吗?”六哥越说越有气。我忙让六哥喝水，向他简单解释了有关情况。
六哥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文革以来，家乡也闹得厉害。县委书记被批斗死了，村里也成立了所谓造反派组织，专斗村干部，当支书的四叔被打成走资派，天天挨批斗，差点被打死，已经到济南躲起来了，六哥本人也挨了斗。最可气的是，批斗四叔时，我老祖母上去保护，被“造反派”们推下台去，摔破了头。我老祖母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老烈属，无人敢动老人家一根毫毛!我听到这些，顿时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赶回家去，杀了那些王八蛋，解救亲人们。
六哥的来京，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开始反思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虽然我文革中有极左思想，但行动上往往偏右。对造反派我一直主张一分为二，有好有坏;对老干部我认为可以批判，但不能随便打倒，更不能武斗打人;在大连我甚至支保拥军镇压了“造反派”。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拥护，是理论上的铁杆造反派。我虽然没有参与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但也没有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过多少老干部。我总认为，我们是按毛主席的号召造反的，中央是支持我们的，不造反当保守派岂不对不起毛主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崇拜万分强烈，用当时的话说，真是“高过喜马拉雅山，深过太平洋”。我左右为难，思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任何情况下，决不参与批斗老干部。
六哥在北京住了几天，挂记着家里的事情，先回去了。他让我也尽快回老家一趟。
后来我才听说，在7月19日的北航批斗会上，有人打了彭德怀，韩爱晶也用拳头捅了彭德怀一下，主要是别的学生打的。后来的许多文革书籍几乎全部写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一个卫戍区小战士的话，说彭德怀被打的很厉害，连肋骨也被打断了，头也打出了血……不管小战士的话有没有水分，但彭德怀被韩爱晶和北航学生打了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某些人犯的重大错误和罪行。笔者认为，后来韩爱晶被判15年刑，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
“719”预审会后没几天，经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质学院于7月26日在北航南操场又召开数万人的大会正式批斗彭德怀。万幸的是，上天保佑我，7月25日下午，我不知哪根神经作怪，突然决定非回山东老家看看不可。韩爱晶等人不同意我请假，说明天要在南操场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黑帮”，大会需要保卫，你不能走。我说你们常委分工批彭大会由五系负责，会场保卫工作保卫部有人协助，我非回家不可，我老祖母病了。于是我到学校商店给祖母买了几包饼干，就去了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已人山人海，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胜利归来的大会即将召开。十一路电车到东单走不动停了半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7月26日上午，我赶到了山东老家——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大夫村，见到了老祖母和亲友们。我把村里的造反派们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逼他们赔了礼，道了歉，承认了错误。
我的这次山东之行，躲过了一场大灾难。7月26日这天，“北航”和“地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了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数万人大会，会后游街示众。彭德怀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心身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谢天谢地，这次北航“726”批彭大会，历史老人安排我“不在现场”。
万没料到，事过多年之后的1981年春天，我所在的北京738厂党委接到了一份通天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点名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彭大会的总指挥，并要严肃处理我。
文革以来，中央专门下文件点名整一个青年学生，实在罕见。这令我既莫名其妙，又受宠若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