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13时，毛泽东坐上专列南下。当时，他正身染重病，却抱病开始了南巡。毛泽东南巡的重点是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这三个地方林彪安插亲信最多，像刘丰、丁盛等人都是林彪一手安排的，毛主席不仅直接找到他们，开门见山地点出了问题的性质，还耐心地给他们上课，希望他们醒悟。
8月16日，毛泽东到了南巡第一站——武昌。他不顾天气炎热，立即找刘丰(武汉军区政委)谈话。
8月17日毛泽东又与刘建勋(河南省委负责人)等人谈话，刘丰也来了。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很困难的。接着，他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指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曾想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说，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接着，他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说：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
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南巡的第一天，就亮了底牌——他直接点出林彪的名字，把与林彪的分歧上升到了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在这当时，就等于向林彪和他的追随者下了战书，发了通辑令，宣判了他们政治生命的终止;也是在唤醒、挽救那些不知真相，在受蒙蔽的干部。
8月25日，毛泽东将已从湖南调国务院的华国锋从北京召来，话说得更重更透明了。他再次讲道：“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
8月27日14时，刘丰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刘丰忙检讨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然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谈话结束，毛泽东谈到《国际歌》。刘丰送毛泽东上车，毛泽东让张玉凤、吴旭君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接着毛泽东还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南巡中，毛泽东经常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
刘丰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现在看，他这样做应当有两个目的，一是考验一下刘丰等人，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死心踏地跟林彪跑，如果他是死党，林彪就能很快获得谈话内容，也就知道他是知错仍不肯悔改了;二是仍希望林彪在得知这些消息后，知道了问题不像他想象那样，硬抗下去就没事了，能主动争取解决;即使还不肯争取主动，也要让他知道还是要开会最终来解决的。毛主席以为“敲山震虎”之后，林彪就算是不情愿，也该“识时务”，做检讨了。哪知这次二人都错估了对方，悲剧的发生已不可避免。
8月27日21时，毛泽东抵达长沙，与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
8月28日21时，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省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毛泽东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抱病南巡，没坐飞机，但那些被叫去谈话的人是要坐飞机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叶群、林立果也明知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内容。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这让他们没有想到，这不能不让他们既感到非常失望，又着实心里发慌。
8月31日17时，毛泽东到南昌后，先由汪东兴向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2时，自己与他们做了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赶紧予以否认。毛泽东又说道，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几个字，非常紧张。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又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
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许世友和韩先楚两个“打猎迷”，高高兴兴打猎去了。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临走前又找许世友、韩先楚等谈了40分钟。
这两天中，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如下内容：
一是，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他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把他带到叶群那儿。他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建议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
二是，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他怀疑他们要逃跑;
三是，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他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
四是，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起，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之后，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还是在了杭州之后，突然变得“神出鬼没”了——说走就走，突然改变行程;不再像在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明显表现反感。
陈励耘，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
毛泽东离开专列车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说：“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9月4日、5日，汪东兴奉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
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把信息透露出去。果然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