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习党媒多维网/2015年伊始，异军突起凸起的安邦保险因为卷入邓小平家族、陈毅家族而搅动舆论。实际上在当下的红色中国，权力和资本是很难区分的。根据多维新闻的统计，包括王震、叶剑英等中共元老以及温家宝家族等新兴勋贵在内，红色中国的确存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权贵群体。他们常常被认为权力和商人的统一体，拥有超乎常人的人脉资源，在商界开疆拓土得天独厚。这也成为这一群体常常饱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但若说他们垄断的资本似乎言过其实，个中情由各不相同，远非外界可以一以概之的“阶层”。习李上台后明确“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但是他们首先必须要搬动那些沉重的“红色权贵枷锁”。习近平上台前后重拾“家训”，剪断家族商界来往，但面对这一数量庞大的红色群体，效应几何呢?
红色权贵的“原罪”
安邦保险的“陷落”传闻不是一次意外，而是一种必然。不是安邦也会有其他“邦”。北京时间2月12日的北京媒体刊登专访安邦保险集团董事、副总裁姚大锋的内容。姚大峰在对话中直斥个别媒体“传播与事实不符的谣言”，对安邦老板吴小晖进行人身攻击，表态要保留法律追诉权力。但这番辩解究竟有多大意义不言而喻。在此之前，大陆财新网也曾披露了邓家的“撇清”启示，声称安邦保险掌门吴小晖已经与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苒“中止夫妻关系”。而陈毅之子陈小鲁也公开否认自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仅表示自己“就是顾问，一咨询，二站台，无股份，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只做战略咨询”。
但这并未能打消外界的所有疑虑。说的更明白点，外界关注安邦确乎是因为其“红色身份”，譬如鲸吞蚕食民生究竟是否合规，是否存在隐秘内幕等，但恐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所有的那些仅靠自己红色身份而不当获利的红色权贵，急于证实他们的“原罪”。
安邦的红色背景并非孤例。实际上，除早年红色后代多子承父业从军或者从政外，近年他们中的新秀更热衷于在商海摸爬滚打。但这其中又可分两种情况，其一执掌重量级国企。多数人对中共元老王震次子王军执掌保利、中信这些重量级国企巨头印象深刻，其实王震长子王兵担任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三子王之曾任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一门三子控制国民经济要冲，同样惹眼。李鹏之子李小鹏曾任华能集团总经理，而女儿李小琳则至今仍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集团的掌门人……
从具体企业看，解放军总参背景的保利集团，国有房产大户凯利集团等都有他们的身影。以中信为例，当年正是由邓小平特批，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引资而设立的。此后历任管理层，除王军外，原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秦力生之子秦晓曾任中信总经理，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曾任中信总经理、董事长。另外中信下属的子公司也聚集了不少红二代，彭真之子傅亮任职中信国安，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则是前中信泰富集团主席，张震之子张连阳则是中信21世纪的董事，曾培炎之子曾之杰为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等。
从能源、矿产、电力甚至军工，到近年的房产、金融，红色贵族的触角似乎渗透到攸关经济命脉的各个角落。而即便不是入主国企，这些权贵也往往另立门户，在个人事业上开疆拓土，不乏事业有成者。实际上，这一情形在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共高层子女身上表现得最为清晰。那些拥有海归经历、熟悉现代企业和金融经营的新权贵投身金融领域更是如鱼得水。像温家宝家族，2012年十八大前后开始大规模披露的温家宝家族敛财案虽然仍有很多疑点，并未有实质性可以证明温家宝家族“原罪”的确切证据，但是温家宝妻子、“珠宝女王”张蓓莉，其儿子、新天域资本创建者温云松，其女儿、受雇摩根大通的温如春，以及同样在房地产资本运作领域摸爬滚打的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势力的确不容小觑。
其实，在朱镕基子女朱燕来受雇中银高管、朱云来专注自己事业的同时，另一备受争议的特殊群体是或明或暗与境外企业有商业往来或者直接受雇的高官子女。摩根大通近两年屡屡陷入被调查风波，其原因便在于此。除温家宝之女温如春被爆为摩根大通介绍业务渔利外，摩根大通还被指聘用银监会前副主席兼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与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之女张曦曦。今年2月份，摩根大通再传因为聘用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之子高珏而遭到调查。
总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领导人或者高官的红色后代的确已经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或者像从政的高官那样掌控国有经济巨头，或者自立门户，但国企不是私产，自立门户者也属于一种必然。而他们之所以饱受争议，甚至被污名化，自然有其原因，那就是其中不乏权力与资本的勾兑者，假借政治人脉和垄断信息而不当获利，进入市场却依然享有特权地位和支持。这正是若干人的“原罪”。
习近平的“家法”
解放军少将、毛泽东之孙毛新宇曾透露，毛家曾立下家规，“毛家绝对不从事经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其实，中共开国元老大多对自己子女有过类似警告。比如邓小平时期的中共八老之一李先念便对子女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子女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
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声称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但是，改革开放的洪流无法阻挡，六四事件的一大诱因便是抗议“官倒”。2013年大陆《新财富》杂志报道，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和丈夫、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身家总值50亿元，跻身该杂志年度中国富豪榜第242位。当孔冬梅面对外界质疑违背毛泽东遗训时说道，时代变了。
的确时代变了，那些红色中国的权贵阶层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沿着祖辈的遗训从政、从军、从事学问。但是一旦碰触到商界，便必然难以避免这与生俱来的红色身份带给他们的便利。权力套现者有之，损公肥私者有之，周永康之子周滨在石油、矿产乃至电力领域的扩张便是明证。在此前，红色权贵的印记发挥作用，人脉成为关键，市场主体自然会处于不对等地位，一旦形成市场垄断的毒瘤危机更甚。
习近平上位前后据称重申家人不得经商的禁令。早在2008年底，以及2011年3月份，其母齐心分别两次召集所有家庭成员开家庭会议，严令家庭成员不能打着习近平的旗号在外从事任何生意活动以及不法行为，2012年的会议上甚至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必须停止所有商业利益关联的活动。在此背景下，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被禁止在上海有任何业务。即使是一向高调的习家大姐齐桥桥，也被爆与其丈夫邓家贵一起放弃所有生意。也正是因为这些动作，习近平有打击反腐的底气而不必顾忌后院起火，也可以以此为红色后代正名。
习李上台后，“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在此情势下，家人不经商不涉钱财是中共能做到的避免“瓜田李下”的最有效方式，如今只能看习近平推行“家法”的力度了。 (穆尧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