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媒体报道，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2月9日公布的一份揭秘调查显示，李小琳和丈夫刘智源曾在汇丰银行瑞士分支机构拥有存款245万美元。小琳是中国政协委员、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任香港上市的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中国被誉为“电力一姐”。ICIJ的报告称，李小琳及其丈夫2001年成为汇丰的客户，他们是巴拿马注册的Metralco Overseas S.A.公司名下5个帐户的所有人，2006年至2007年在汇丰的存款共计245万美元。不过，这家公司2012年解散。ICIJ去年1月披露，李小琳是两家2005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公司的董事。李小琳并非舆论场的“新人”，实际上关于她本人的传言在过去几年一直未曾停过。不仅是李小琳，一个月前的安邦传闻，都让公众热衷于讨论“权贵太子党”在资本与权力之间担任“政治掮客”的话题。
权贵太子党
所谓“权贵太子党”，指的是父辈并非中共建国元勋，而是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登上政治舞台巅峰的官僚的子弟们，这其中就包括胡海峰，以及江泽民之子江绵恒，贺国强之子贺锦涛，李鹏的一对子女李小鹏、李小琳，朱镕基一对子女朱云来、朱燕来，温家宝的子女温云松和温如春，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李长春之女李彤，还有正在接受调查的周永康之子周滨等。这些人与那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习近平、俞正声、薄熙来等人并不在一个群体，他们没有习等人“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政治责任感，因此极少直接进入政坛。
这群人的父母多是中共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后政治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因此胡海峰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而多是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人，是第一批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身上政治气息已经很淡，更多的是现代化精英色彩。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其父辈只是“坐江山”且任期有限，对国家的“革命责任感”相对较弱，而且人生态度比较现实，相较习等人少些理想化。
年龄注定了他们既没有“喝着延河水长大”(中共建政前在延安出生)，也没有“喝着伏尔加河水成才”(建国前后被送往苏联学习)，更没有完整经历过“文革”、大跃进、上山下乡，但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时代的烙印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更深，这些痕迹也为之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人生理念、道路选择埋下了伏笔。之所以被称为“权贵”，是因为大多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们擅长利用父辈的资源、人脉，在政商两界辗转腾挪，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通过另一种方式登上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对于这个群体的剖析，既不能完全流于权斗和斥骂的境地，认为这些人一无是处，仅仅靠着父辈的荫泽而得福。毕竟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有一定才学的;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个群体作出总结和前瞻性的展望，他们究竟与习近平等人有着何种的差别?尤其在周滨成为众矢之的之时，这一群过去一直隐藏在金钱和权力背后的人，又将做出怎样的改变?这些都成为对中国政治有兴趣的人所关心的话题。
掮客：政商游走
在公众眼中，“权贵太子党”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掮客”。他们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利用家族在官场的巨大人脉，游走官、商之间，从中搭桥，促成合作并提取好处。他们手中往往没有太多的实业，所促成的各个项目中，也不会写有他们的名字，但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所获取的利益。这一类的典型代表就是李鹏的第二子李小勇与周永康之子周斌、曾庆红之子曾伟以及贺国强之子贺锦涛等人。舆论通常所言的“既得利益集团”、“权贵资本”，通常特指的就是这群人。
目前最为公众所知的就是周斌。伴随周永康的落马，人们发现，从四川到中石油，再到政法系统，这些落马的高官、富商之间的关系已然构成一张大网，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周斌。他的惠生公司是蒋洁敏掌控的中石油四川彭州项目的主要承建商，他在四川与李春城、郭永祥瓜葛甚深，甚至有媒体曝出，他曾为已经落马的吕梁市市长丁雪峰买官，甚至周永康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都警告周斌“不要到四川折腾”。
此外，曾伟也被舆论认为是在政商两界辗转腾挪的典型人物。香港媒体曾报道，曾伟曾鲸吞资产高达700亿人民币的大型电力国营企业山东鲁能集团。2007年，传媒人胡舒立任主编时期的《财经》杂志最先揭露此案，该杂志发表记者李其谚和王晓冰的调查报道《谁的鲁能》一文，揭露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已经易手，被廉价收购，成为私企，资产达738亿的鲁能，收购价仅得37.3亿元。在这笔资产转换中，700亿的国家资产被吃掉，整个收购的过程非常隐秘和复杂，外行根本看不懂。实际收购人被爆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再诸如李鹏次子李小勇，他曾在1998年，卷入名噪一时的新国大诈骗案，引发千人抗议，后移民新加坡。而涉案的其他官员如原北京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张连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原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管办的期货处处长宋远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派郭敬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原新国大公司总经理高振宇和财务总监龚聪颖分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台湾商人曹予飞在2001年5月2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执行死刑。
2013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李小琳卷入外资进入中国保险业的交易。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也以温云松的新天域资本为例，以一篇题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To the money born)的报道批评中国的太子党竞相参与私募基金，“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将削弱中国金融市场的专业化，“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关系、权力无序的形象”。
习王反腐的另一个战场
实际上，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内纪律最为严苛的政党之一，如何管理“太子党”，一直是每一任领导人头疼的问题。一方面，这些人的确是肆无忌惮，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真要惩治他们，就意味着影响到他们身后的整个元老家族，或明或暗，都势必受到各方掣肘和公关。当然也曾有人试图这样做过，例如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为限制领导人子女的特权向一些人开战，他甚至亲自下令国安机关逮捕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被指涉嫌参与贪污和淫秽活动，直至今天，胡耀邦的儿子都认为，他父亲企图遏制太子党腐败的行为，是导致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下台的原因之一。
而目前，伴随着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党建上的“聚精会神”，高官子弟自然也属于中共党建的重要一部分。王岐山一句杜绝高官子女靠山吃山，已经透露了这次反腐，不仅是查“老子”，更是要查“儿子”。如何让权力不在政治和商业之间纠葛太深，如何让一些“灰色”的空间被挤压，或许将是习王反腐的另一个战场。 (王雅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