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习仲勋在龙门景区前留影
在现当代政治人物中，习仲勋虽名标青史，但未必以功业着称,虽位高权重，但似始终未进入到最核心的政治决策层，或者虽身在其中，但并非实际上的最高领袖。
这位因言论而被连累的老革命在后来的工作中多次提出保护不同意见，提倡对同志宽容。
他的晚年隐居地深圳，记录了这位宽厚长者的隐忍和牺牲——他处于对往事的缅怀中，也为来访的现任领导人继续提供智力支持。
他性格中能忍、能容的一面，于今人最有借鉴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没有整过一个人，没有犯过“左”的错误。
习仲勋自13岁参加学潮，此后习仲勋在各种杂牌部队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中搞兵运。这是一种充满冒险精神的革命方式，打入“白军”营中，和他们结为兄弟、同志，把队伍拉出来建立根据地。
习仲勋对政治理论本身似乎没有太浓烈的兴趣，走的是实践中锤炼的路数，他长于办事，尤其是和人打交道。
兵运时期的习仲勋还不是一个百战百胜着称的指挥官，相反，他受伤过、被俘过，曾经潜伏养伤和化装突围——韧性和忍耐是他体现出的主要性格。
这种性格使他在三度入狱之后，三度重新崛起。而伴随他起起伏伏的，便是“容”和“忍”两个字。
曾和他共事或有过接触的老部下、老朋友如今幸存无几，昔日身边的“小鬼”也大都年过耄耋，他们在费力地去回忆习仲勋的人生细节时，第一句往往是：他是一个好人。
习仲勋生前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是他对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秦川说的，大意是：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这可能是他少年成就功业、中年忍得了挫败、老年再绽放精彩，而退隐后也可以安心地得享高龄、隐居山林的关键。
晚年的习仲勋仍然笑得灿烂，一根黄色的拐杖、一条白色的毛巾和一把折扇是他照片中常见的道具。
忍耐的1962
1962年是习仲勋的大转折，国务院副总理突然被打成反党分子。
1962年的习仲勋迎来了自己必须苦苦忍耐的一年。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不久—这也是他一生中在政府系统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因一本叫《刘志丹》的书，习仲勋被认为是在“利用小说反党”，他一度入狱，后来又被下放。
《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作者是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时对很多主要将领、官员的名字做了虚化。
作为刘志丹的老战友，习仲勋一直不支持这本书的写作，建议李建彤停笔，遗憾的是作者追求红色史诗的写作冲动，编辑和出版社也持乐观态度，这本书最终顺利出版。
书中另一个正面的角色就是习仲勋。对习仲勋的正面描写让康生看到了苗头，这位才华横溢但长于调查与铸造冤狱的高级干部把这本书以“用小说反党”的评价提交给毛泽东。
习仲勋被当做“反党分子”投入监狱，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得以“读书”的方式恢复有限的自由。在很难揣测自己命运的日子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忍”和“等”。
张志功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末曾先后两次担任习仲勋的秘书、陪伴习仲勋长达20年。
张志功把习仲勋被“一撸到底”、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评价为“是习仲勋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落差”。
在新出版的一本名为《难忘的二十年》的书里，张志功还原了习仲勋从刚得知消息时微妙的心理变化：
“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虽然已是深秋，但空气异常沉闷，公园里游人稀少，只听见阵阵蝉鸣。我默默地陪伴习书记走在没有路灯的曲折小径上。”
这是北戴河会议上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称他利用小说《刘志丹》“为叛徒高岗翻案”的第二天，习仲勋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直到晚饭后才决定去公园里走走。
不久后，习仲勋就被隔离审查。若不算国民党的监狱，1962年是习仲勋第二度入狱。
上一次入狱也是习仲勋正春风得意的时候，1935年，因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发起的一场肃反运动，一年前刚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年仅22岁的习仲勋，和刘志丹等陕甘边区数百名干部遭遇逮捕和残酷审讯，一些人遇害，习仲勋、刘志丹等也差点儿被活埋。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他们才被解放出来。
这次经历使得习仲勋对权力和政治特别谨慎小心。
他37岁时，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调任宣传部部长，老宣传部长陆定一改任副部长，为此他一度感到不安，直到毛泽东消除他的顾虑。
之后相继被调入北京的另外四大中央局书记还有邓小平、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当时人称“五马进京”。进京后的习仲勋在1959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习仲勋和“五马”中级别最高的高岗(1949年国家副主席)同是西北的老战友，但在高岗被调往东北之后，习仲勋接手了西北局的工作，有人当着他的面称呼他为“西北王”。
习仲勋对这个称呼极其反感，立刻严禁有人这么叫他。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习仲勋已经尝过了失去自由的味道，肉体上也有那次牢狱之灾的烙印，带了很多年。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负责保卫工作的邹瑜第一次见到了习仲勋。邹瑜后来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部长。
“当时他把在监牢里挨打的后背露出来给我看，还有伤痕。”邹瑜说，“我跟他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对他印象非常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是群众里头走出来的领袖。他退休后在深圳休养，我还去看过他几次。”
习仲勋从来不是一个长于反击的人，也没有主动进攻的天赋，他几乎什么都没说、没做，却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帽子;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帽子之后，他却除了说明情况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没做。
习仲勋被办成了一个反党集团案。和所有被办成集团案的案子一样，主犯要交代同伙。
“习书记(中央西北局书记，尽管后来职务变化，张志功一直这么称呼自己的老首长)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对所谓‘反党’问题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能揽的就自己揽过来，宁可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尽可能不连累别人。”张志功说。
张志功一直记得习仲勋的一句话：“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尽管身处逆境，习仲勋仍自己扛下了许多事。
张志功也被审了很久，同样他没有做出对习书记不利的证词。
1962年被“一撸到底”的习仲勋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进一步批斗。
如果搜索关于“文革”的老照片，有一张黑白照片是无法绕过的，一位低着头挂着黑板的中年男子被红卫兵扭住，黑板上写着“反党分子习仲勋”。
造反派把他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但他多年后还为他们开脱：“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
张志功也多次以陪斗的身份出现，目睹习仲勋被推搡，进而拳脚相加。他回忆，一位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也参与了揭发，并爆出“猛料”，让他深感震撼和遗憾。但习仲勋并没有因此记仇，“多年以后，这位同志因生活困难写信向习书记求援。习书记没有计较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段表现，仍然伸出援助之手帮他解决了困难”。
在看似没有尽头的、无休止的受迫害中，懦弱者往往会胡乱攀诬朋友，刚烈者则容易陷入绝望，最终做一个了断。习仲勋却展现了自己能持久作战、善于忍耐、等待和乐观的一面。
这个擅长搞兵运的老共产党人天生能够化敌为友，革命岁月里，他曾经无数次地和白军老兵们结拜金兰。这次被打倒后，又和在西安时负责看管他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红卫兵孟德强成了忘年交。孟德强提到有一次习仲勋跟他开玩笑，趁他下楼买东西时藏了起来，正当他不知所措以为习仲勋被抢走了时，习仲勋却扮着鬼脸从门后闪出：“我被红卫兵抢走了，看你给学校怎样交代。”
孟德强帮习仲勋寄过两封信给毛泽东，一封是希望制止武斗—习仲勋的一只耳朵被斗聋了，一封是建议中央发文件保护春耕生产—“红卫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种庄稼”。这两封信最后都杳无音讯，让习仲勋很沮丧。
1975到1978年，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下放劳动，这已经是他即将走出人生最低谷的年头。人们最常看到的一个场景是：习仲勋捧着刚买来的茶叶蛋或是烤红薯，坐在菜市场摊亭的马扎上，边吃边和老太太们聊天。
曾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正在虚心请教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鸡蛋为什么贵了?
老太太们的解释是，天旱，农民不愿意卖，按照原价，鸡蛋收不上来。习仲勋点头称是。
当时的习仲勋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即将迎来中国市场经济第一大省负责人的职位。
坚忍的1978年
1978年，是习仲勋处境好转的关键一年。
自从1964年和习仲勋分别后，张志功每天都在挂念着他。这位昔日的副总理秘书被贬到了济南，在一家生产军用电话的工厂里做行政科长，负责后勤工作。
1978年，随着江青等4人失去权力，邓小平恢复了工作，频频传来老同志们重返工作岗位的消息，而张志功也每天盯着报纸，找寻着习仲勋的名字。
当年2月，《人民日报》发布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开幕的消息，用一个整版刊登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的名字。这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解放”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高级干部。
那一次，习仲勋出现在了特邀常委一栏，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向中央请求出来工作得到的回应。
看见习书记名字的张志功立即请假赶到北京，在北京日坛全国总工会招待所(当时习仲勋在北京已经没有住处了)，见到了分别16年的老领导。
电话工厂的行政科长和刚刚卸任的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张志功还记得，再次见面时的习仲勋两鬓斑白。
“他去看老同志，彼此诉衷肠。他的头发白了，不停地和老同志们问好，都是问家人是否还安好，子女是否还安好，问到最后嗓子也哑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习书记很兴奋，红光满面，我见他第一印象就是这样。”
张志功说，习仲勋拉着他的手，俩人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习仲勋沙哑着嗓子问道：“志功啊，你还好吧?”张说：“好，好得很。”然后他们都不再说话。
1978年6月，张志功接到广东省委的电话，要他立即赴广东报到，继续在习仲勋身边工作。之后的几年，张志功一直跟在习仲勋身边。
当时已从广东省省委常委调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邹瑜，在1978年初再一次见到习仲勋。这次见面与当时的整风运动有关。有人反映邹瑜在湛江任职时对一位干部的提拔负有责任，该干部被认为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广东省委远程召回参与会议。
后经查证，那位干部的任命是省委的决定，与邹瑜并无关系。于是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习仲勋安慰他：“你没有事，没有你的问题，回去上班吧，广东是你的老家，要经常回来走走。”一边说一边为他系好衣服上的扣子，送他出门。这让邹瑜感激至今。
习仲勋的这种包容，张志功体会更深。在他眼里，习仲勋可以忍耐同事或者下属的不敬，甚至宽恕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但是在为别人平反一事上，他一刻都不能忍。被冤枉了十几年的习仲勋到广东后很快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
张志功印象深刻的是，习仲勋曾连续10次接见“李一哲”案件的代表，他提到“自己四天没有回家洗澡”的尴尬来缓和现场激动的气氛。
在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时候，有人称“彭案”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要上告党中央。一向儒雅温和的习仲勋一下子就展示了雷霆一般的力量，“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一霎时，他还是那个把脑袋挂在腰带上，和旧军队的大兵烧香磕头喝血酒的兵运达人。
1979年初，张志功在整理群众给习仲勋的大量来信时，发现有一封未署名的信指名批评习仲勋“习以为常”，意思是“习”初来广东时劲头很大，后来渐入“常规”，雷声大，雨点小，没了锐气和魄力。习仲勋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了这封来信，表扬了写信者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这个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自己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
逃港在1960年代饥荒时曾经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1979年，刚刚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习仲勋从来都不是一个铁腕的打击者，历次运动当中，他要么是被捆着的人，要么是尽力回护同志、给同志松绑的人。
时任宝安县(现深圳市)县委书记的方苞回忆了处理大逃港事件的惊心动魄。
1979年5月，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到深圳检查收容站，发现只能容纳300人的站里挤得一塌糊涂，原来那里面关的都是当地曾试图偷渡到香港的居民。刘景范要求方苞立即放归收容者，但方苞担心回归社会的收容者们会继续外逃，表示无能为力。
这件事很快被习仲勋知道了。他忍不住发了火，认为方苞所代表的市委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快，习仲勋派出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黄静波纠正方苞的错误，并要求后者立即放人。
方苞无奈地要各个公社派出货车把这些偷渡者拉回他们自己公社的收容站。车行不到10公里，有偷渡者就说要小便，一下车，众人一哄而散，夜色降临，谁也追不回来。几天后，同一批逃港者们拖家带口再次奔向深圳河。
事后，习仲勋在广东惠阳开“防止外逃”的会议，他将方苞叫到自己的房间，讲了这样一席话：“你在深圳(处理)防外逃事件还是很有经验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当时我们省委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当时我们也是考虑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叫你们放人。”
方苞说觉得习仲勋的言语里有自我批评的意思，也带有些许劝慰。“你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你的意见是对的，静波同志没有及时反馈，他是执行我们省委的意见，这事不能怪他。”习仲勋向他解释。
在方苞的观察里，像习仲勋这样能容忍异议、敢于自我批评的人，在当时并不多见。同时，他也认为习仲勋是一个“反潮流”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断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有两句话是“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而广东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突出的就是当时惠阳地区的惠阳县和紫金县。
“当时整个上面(中央到省委)都是批判包产到户的，省里是要求通报、扭转，省里分管农业的是薛光军，他也是主张不搞包产到户。在一个农业座谈会上，薛光军作了个报告来贯彻中央精神，惠阳地区被他批得灰溜溜的。”方苞回忆。
起初习仲勋也是按照中央的精神拟要求，薛光军是他信任的副手。但惠阳在农业座谈会上不停强调包产到户的好处，习仲勋也没有再提处分的事情，而是容忍了包产到户的情况。“他当时说现在生产落后，老百姓这么搞也有一定的道理，等到收成以后再做结论。”
这十几年，习仲勋见证的都是底层的生活和疾苦，这使得他有了“反潮流”的勇气。
“他反潮流都是反不正确的潮流，他异见都是针对不正确的东西异见。”方苞认为。
容忍的1980年代
转战立法机关时的习仲勋一直想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1980年2月25日，习仲勋收到了由刚刚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签发的《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正式获得平反;半年后，他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同年11月，表现出众的习仲勋被调回中央工作。
这一年过年，一场盛大的过年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仲勋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席，与曾经的老朋友们共度欢乐时光。此情此景，自1962年离开国家领导岗位后，习仲勋已经很久没有体味。
1981年6月，习仲勋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耀邦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由此，两个都曾受到“左”的迫害，并以宽厚、正直被人所记住的老人，开始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合作。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后来回忆：胡耀邦同志对习仲勋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都交给他办理;当时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负责。
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勤政殿，习仲勋在那里度过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7年。
配合胡耀邦，为冤假错案平反、推动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促进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恢复法制等，是这一时期习仲勋的主要工作，同时，他还需要和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极“左”思潮做斗争。
“左”的错误曾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是习仲勋人生中的梦魇。“文革”结束后，它虽然得到纠正和压制，但并没有完全丢掉战场，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死灰复燃。
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便是这样的一次运动。原本只是一些革新者和保守者之间的辩论与碰撞，后来却演变成了对于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指摘，不许烫发、穿喇叭裤、跳舞……甚至不许养花、养鸟，否则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场运动受到了胡耀邦的反对，习仲勋也站在胡耀邦这边，坚决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身边的一位秘书回忆，一次干部工作会议后，习仲勋曾忧愤地向胡耀邦表示：“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最终在胡耀邦等人的及时制止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仅仅推行了28天便戛然而止。习仲勋一生中曾多次遭遇身边的同事或老战友因发表了一点不同的看法而受到迫害，他自己也被深度卷入，所以当手中重新拥有可以说不的权力后，他对那些不同意见者抱以极大的理解和包容，有时候，他也不惧做一名“不同意见者”。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同时，习仲勋还有一个身份很容易被忽略，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一身份让他对如何保护不同意见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1981年，习仲勋接任第二任主任。他们的任期各两年3个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
当时在法制委员会下面的民法、国家法室工作的高锴，说他对习仲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多次跟大家讲要保护和尊重不同意见”。现年85岁的高锴居住在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栋居民楼里。去年习仲勋100周年诞辰之际，他第一次在媒体上披露习仲勋曾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当时，习仲勋同民法、国家法室的几位工作人员一直在为修改民法草案四处征集意见。很多人反映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甚至有官员把“法人”理解成“法国人”。这让民法室的一些人有些不高兴，向习仲勋汇报工作时，说了一句：“一些人没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可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习仲勋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家看不懂是因为法制荒废多年，很多人缺乏法律知识，唯有写得更通俗，才能达到普及效果，并让高锴把草案及有关资料送到语言学家吕叔湘那里，让他在文字上提供一些建议。
“文字修改，你们要听吕老的，他是语言大师。不要听我的，我不懂。”高锴说他曾多次听习仲勋讲过“我不懂”，这是其中的一次。
吕叔湘修改完后，习仲勋又一次召集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吕叔湘的修改意见都很认同。习仲勋心情很好，由此引发了很多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言论，其中就包括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这是一条很难掌握的界线。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虽然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高锴仍记得习仲勋的聊天内容。他谈及披露这件往事的初衷：“这思想非常了不起，跟他深刻的经历有关。”
隐忍的1993
习仲勋退隐林泉后，成了一个重视生活忍受得住寂寞的老人，偶尔也会为现任的领导干部提一点建议。
习仲勋于1988年再次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七届)。他在西北时和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私交甚笃，主政广东也和华侨华人有不少交往，素有威望，是全国政协主席的合适人选，但1988年习仲勋终未当选政协主席。1990年更提前三年离开了一线。
高锴最后一次见到习仲勋是在1990年10月30日。当天下午，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习仲勋和往常一样参加分组讨论，临近结束时，他又一次提及对不同意见者的保护。
“他讲了很多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各根据地之间关系很复杂，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说得很动情，总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