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首旅集团董事长段强3月5日在参加北京团全体会议审议时透露，北京60家五星级酒店去年均出现亏损，空置率高达40%，平均房价和全房房价都在下降，这与近两年实施的八项规定、反腐政策等有很大关系。段强估算，过去五星级酒店的消费约有70%来自与政府相关的消费。
北京60家五星级酒店去年均出现亏损，说明公款消费暂时有所收敛。公款消费早已成为上下公认的“顽症”，尽管社会上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也频频出台一些法规措施。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消费长期屡禁不止，公款消费的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腐败黑洞和利益输送，甚至影响到官员的仕途升迁!更为奇妙的是，公款消费都能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与监督，这些消费最终都变相纳入了各级财政预算以及各级政府开支。
去年落马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就是因为公款消费涉嫌腐败而被中央免职的。有媒体披露，宋林在职期间，常在香港湾仔的华润总部宴会厅宴请政商权贵，豪吃22头吉品干鲍、苏眉、冬虫草炖汤等名贵菜式，更豪饮每支约8万至12万元的法国勃艮第顶级红酒，每餐最少花费60万元。宴会厅被指是专为领导设宴的场所，费用全部由华润支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挥霍无度的贪官在香港拥有若干公共职务以及像“太平绅士”这样的社会荣誉头衔，且担任香港道德发展谘询委员会主席，这个机构隶属于香港廉政公署，使命是让廉政公署与商界建立伙伴合作关系。谘询委员会由香港六个主要商会委任代表参加，轮流担任主席。宋林以中企协会主席的身份，担任2013-14年度的谘询委员会主席。
每餐最少花费60万元，相当于许多中国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收入!身为显赫的央企掌门人，宋林究竟宴请了哪些政商权贵?宋林这样的副部级官员一年要花掉多少公款?统计部门和纪检部门是否有过调研?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曾谈及个人对“三公消费”的感受，表示解决“三公消费”确实受到很多客观因素制约，而公款吃喝又是最难最难解决的问题。他坦言现在的大酒店，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浪费太大，三个菜能解决，为什么要上八个十个呢?吃的内容，也可以简单化，你吃的东西自己都记不住。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
类似的感慨，己经卸任的前国家监察部部长马馼也曾坦言，公款吃喝这个问题多次强调、一直在抓，但是总体效果不理想。中国有请客吃饭的传统，一些具有支配公款权利的人，请上请下，请东请西，其目的无非就是给自己装面子，拉兄弟，结帮派，攀高枝，培养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日后路好走，用公款铺就平坦的大道。
公款消费一年究竟要花掉多少钱?统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迄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位，让央视主持人柴静很吃惊，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锡锌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9000亿的概念可能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30%。柴静马上问：“财政部不是公布29个亿吗?”王锡锌答：“统计口径不一样吧，财政部可能指的是中央财政支出。”
王锡锌2013年在微博中再次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出国、公车开支的费用，现在一年高达19000亿元。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单位的三公消费，往往能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杨锦麟在《天天看》第十期节目也曾透露，2012年我国三公消费己高达3.9万亿!看看各大城市乃至党政机关周边的高档豪华酒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公款消费的现状和趋势。2010年至2013年，中国的餐饮零售额连续突破两万亿大关，公款消费保守估计占了六成以上。
公款消费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唯有中国最无度。在多数西方国家，由于有严格的财政制度和广泛的舆论监督，官员们在公款消费问题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有面临下台的危险。在美国，国会和地方议会为了控制公款消费，不仅监管严格，还制订了很多相关法律，其中以“牙签法案”最为著名。根据这条法律，企业或者说客不得摆宴席请官员吃饭，只可以请他们参加酒会。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或者手指头拿着吃(是以也有人称作“指头食品立法”)，不得有正式的饭菜。
中国要根治屡禁不止的公款消费顽症，除了阶段性反腐，还必须细化财政预算强化制度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只有从制度上监督约束钱袋子权袋子，让公款消费完全运行在阳光之下，类似的公款消费大吃大喝乱象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遏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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