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以不正常的手段干预媒体舆论监督，是官商勾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只会导致一些人有恃无恐，让不法行为为所欲为，给社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近日，郭文贵的经历已经是沸沸扬扬，尤其是媒体透露出来的官商、政商勾结，甚至动用公权力为企业牟利的事情确实触目惊心。但是郭文贵的发家经过，并不是没有媒体提出过质疑，新京报早在摩根大厦(即现在的盘古大厦)出现土地纠纷案时就有关注，后来又对其顶楼违章建筑四合院，进行过舆论监督，但是却遭到非主管部门的不正常干预，有关方面甚至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派人持公函前来威胁。
一篇针对纯企业行为的正常的舆论监督报道，却引来不正常的干预和阻挠，实在有些不正常。虽然，郭文贵涉嫌官商勾结的事实仍然有待司法部门的查证，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则是，如果媒体的正常舆论监督权能够得到保障，盘古大观背后的真相，何以会到现在才被公开，某些领域的官商勾结又岂会越来越猖獗?郭文贵今日之败，虽非直接败在舆论监督上面，但是，让舆论监督充分发挥作用，又何至于会有今日的“触目惊心”?
显然，企业以不正常的手段干预媒体舆论监督，是官商勾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只会导致一些人有恃无恐，让不法行为为所欲为，给社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用类似方式抵制舆论监督的不只有郭文贵，以及为郭文贵站台的某些部门和官员。
当年，媒体对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曾提出诸多批评，但是来自重庆方面的声音，一再警告媒体不得对重庆的做法进行质疑，要求噤声。滥用权力打击、抵制正常舆论监督，导致薄熙来等在重庆的数年间越来越肆无忌惮，最终给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
抵制舆论监督的结果就是“养虎遗患”。无论是发生在一些地方官场，还是发生在政商勾结领域的惨痛案例恰恰说明，要信任媒体，善待媒体，尊重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让媒体正常行使提供知情权、监督权的职责。这样才会防患于未然，在事情出现危险苗头之际，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
媒体也应该慎重行使舆论监督权利，为报道负责，若是有的媒体违背客观报道原则、滥用监督权，也要由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媒体天然对违法犯罪行为敏感，大量的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都表明，各方应该保障和鼓励媒体依法、科学、建设性地开展舆论监督。如果能够这样，很多明显的社会问题，就不会被掩盖，并且能够随时纠正，各方也不会因久拖不决，而付出更大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