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红卫兵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到“清理阶级队伍”，这种主要矛头由向上到向下的转移，表明毛泽东所领导的文革派势力开始在基层重建自己的政权了，也表明毛泽东对放手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个在全体群众中实行大清查、揪坏人的阶级斗争运动。据统计，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50万，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
清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
新一轮“右倾翻案风”经过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大致解决掉了。1968年最本质性的事情，则显示在毛泽东改造整个社会的一些部署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1968年是逐步建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与政权的一年，这是在1967年全面阶级斗争开展以后、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逐层推进下进行的。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由大乱走向大治的一年。这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重要素材。
我们不妨看看在“右倾翻案风”被“击溃”之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推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政策。
在1967年-1968年的交界处，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它实质上是在那些派驻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单位，对全部人员进行一番梳理。把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全部“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查。清查的范围甚至超出以上这些“黑色”人物。
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这大概代表了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从此，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就在全国逐步展开了。到1968年，任何一个省市，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由乱走向治，只要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理阶级队伍便成为纲举目张的第一件事。
毛泽东最信任的八三四一部队进驻的“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方面创造了典型经验。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指导性文件。
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到：“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5日将这件材料批发全国。在这个《经验》中总结道：“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向全国推广的《经验》。这是一个在全体群众中实行大清查、揪坏人的阶级斗争运动。这是一个包括清查“五·一六”在内，又比清查“五·一六”更广泛的运动。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运用工作组方式领导的阶级斗争运动。正是这样一个运动，开始把文化大革命中动乱的社会民众整肃了起来。这是任何一级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了权力的革命委员会都首先会做的事情。即使有些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还未建立，也早在支左部队的控制之下。派军宣队或工宣队去解决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是十分便当的。
当然，文化大革命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红卫兵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到清理阶级队伍，这种主要矛头由向上到向下的转移，表明毛泽东所领导的文革派势力开始在基层重建自己的政权了，也表明毛泽东对放手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新的认识。
显然，他们不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人。正因为这样，全国的夺权形势才发展得如此不平衡。很多地区的造反派之间、大学生之间的矛盾斗争持久激烈，无论发出什么样的指示，都很难使他们听话。这种在毛泽东需要大治时还经久不息地大乱，则是毛泽东绝不允许的。
全国很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冲突难以平息，对此，毛泽东采取了极为坚决的措施。针对广西柳州、桂林等地区的武斗动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7月3日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军队作为实施布告的实力基础。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于1968年7月24日发布《七·二四布告》，解决陕西省境内的武斗动乱，同样是依靠军队的实力，在大规模宣传包括空投传单的情况下平息动乱，粉碎造反派组织的派性，逮捕制造动乱的造反派头目。
这种对省一级大规模动乱的处理，与对一个厂矿学校“老、大、难”问题的处理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执行过程中，较大规模军队的出动，可以视为一个大编制的军宣队。掌握政权，平息局势，清理阶级队伍，抓坏人，本质上都一样，只不过这时需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实施威慑。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毛泽东掌握下的军队，开始在不同的规模上领导地方运动。
毛泽东认为，对于那些大学生、中学生，需要人数更多的工作队实行领导，于是，从7月份开始，又向学校派出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北京第一批三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这一措施在北京几个“老、大、难”学校付诸实践时，立刻遇到了造反派学生组织的顽强抵制，冲突十分激烈。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两派学生各占据部分楼房作为堡垒，展开大规模武斗，从棍棒长矛到枪支弹药，武斗规模日渐升级。1968年7月27日上午，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千人进驻清华大学，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并拆除武斗工事，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实施了武装对抗，致使宣传队五人死亡，七百三十一人受伤。造反派学生与工宣队的矛盾立时成为全国的焦点之一。
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他们，将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象，也必然破坏毛泽东在造反派学生中的形象;不镇压他们，这批我行我素的学生已经到了几乎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地步。
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典型。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被紧急召来的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首都“五大学生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严厉而又足够从容地批评了他们：“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必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毛泽东含威不露地说：“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五大学生领袖”自然是屈服了。毛泽东亲自出面的处理运用了毛泽东独有的权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工事自然是被摧枯拉朽地拆除了。工宣队、军宣队自然是一统天下地、更全面地领导起这些学校的运动了。清理阶级队伍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清理出来的各种坏人，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清理过程中所显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也是令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及干部终生难忘的。
毛泽东在蒯大富这些造反派学生已经比较孤立的情况下出面解决问题，既显示了对军队和工人的有力支持，也不失在学生中的家长形象。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得当的表现。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赠首都工宣队，立刻成为覆盖全国的大舆论。正像当年给红卫兵回信一样，现在给工宣队赠送芒果，表明在启用一支新的队伍。全国工人阶级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这个“特大喜讯”。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无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掀起了又一轮新的热潮。这次是把领导运动的权力交给了工人，如同1966年将掀起运动的权力交给红卫兵一样。
毛泽东的指示立刻化为了具体的部署。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指出：“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阐述了所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无疑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原则在教育领域内制度化了。关于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讲话，在随后一些年中，成为农村学校普遍遵循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一步，其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似乎显示出来了。
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是：“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在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下，不仅一些军事院校进驻了工人和军管部队，而且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都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这种做法还超出了教育领域，各种各样的机关、文化单位，凡属“老、大、难”者，都派进了工宣队，军宣队。这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的工作组规模要大得多了。
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所谓“全国一片红”的形势下，毛泽东组建大革命后新社会的部署进一步推进。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又一个恰逢其时的光辉典型，那就是柳河“五七干校”。
1968年5月7日，在庆祝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劳动，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并且把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送往同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五个月的办校“经验”报告到了毛泽东这里，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及毛泽东的批示。从这一天起，干部下放劳动及“五七干校”便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中国。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提出两年半后，终于变为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五七干校”之风甚至刮到了各大城市的家庭妇女及各种无固定收入的市民身上。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更加推动了城里人纷纷回老家、去农村劳动的热潮。
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一指示，又造成了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规模运动。
1968年，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他的新社会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