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是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曾任黄永胜秘书、长期在广州军区供职的迟泽厚在接受叶曙明访问时曾回忆，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1月23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2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是住单间。说明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
1980年10月17日，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
迟：文革期间，全省唯广州市马首是瞻，跟着广州市走。广州市的文革清楚了，全省的局面也基本可以带出来了。在广东，各地对广州军区还是很尊重的，军区的号令是畅行无阻的。地区与上面公开唱对台戏的情况不多，不像别的省，上面搞一套，下面搞一套，政令不通。这在全国各地文革中是很普遍的，但广东基本没这种情况。像肇庆军分区，有一段时间对旗派的支持多一点，后来步调也都统一起来了，没有公开对着干。
问：在文革初期，军队是怎样介入地方文革的呢?
迟：军队对介入地方文革毫无思想准备。回想起来，介入文革的过程是很可笑的。最早介入是1966年9月1日，周恩来总理电话指示，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电台比较乱。电台是地方最要害的部门，必须严格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现在省里出现一些不听招呼的苗头，要求军区派工作组进驻。工作组的组长是广播事业局的局长，副组长是李鸿杰，是军区作战部部长，刚从四清岗位上回来。还有组织部长罗兴洲当政委。这两个人带了机关干部二三十人，都是军区司令部的老同志，老参谋，进驻电台。
问：黄业也去了吧?
迟：黄业后去。你说起黄业，对了，他去了。黄业和李鸿杰他们意见不太一致。黄业现在已经去世了。
那时地方文革已经开始了，五·一六通知以后形势很乱，要求加强领导，这样就去了。他们一直在电台参与文化大革命，参加业务领导，但并不明确是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只是执行工作组任务。我们军队执行工作队任务，这是历来很明确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嘛。那时好多人都参加了四清，我也参加了四清，黄永胜全家也报名参加了，陶铸也去了花县(现在的花都)。所以大家对参加工作组，认为是责无旁贷，但对参加文革的思想并不明确。
随着文革的深入，两派组织的出现、对立、斗争，军队的日子不好过了，卷到两派里面去了，你总会倾向一派，反对一派吧。军队当然历来主张稳定，抓业务，在组织上讲成分，从这些去判断一个组织。这样的必然结果就是支持了保守派，造反组织的成员当然感到军队工作组是绊脚石了，慢慢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工作组了。
大概是1967年1月17日，副司令员温玉成、参谋长阎仲川找我——我那时还是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管着一班秘书——对我说：今天省电台开批斗会，批斗李鸿杰、罗兴洲，叫温副司令去，温副司令原来表态可以考虑，没有拒绝，讲了官话。但后来研究了半天，认为不能去。群众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革、镇压群众，要对他们采取组织措施。温玉成是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你怎么表态呢?那是要马上表态的。研究来研究去，不能去。不能去怎么办?就叫我代表他去。
我说我一个小科长怎么能去?温玉成说：“你就说今天沿海有情况，粤东有情况，我在作战室离不开。”那时国民党经常来捣乱，特务船来侦察是家常便饭。我问：“我以什么名义去啊?”“你说你是首长秘书科科长。”其实没有一个首长秘书科，秘书科就是首长的秘书，我管的就是首长的秘书。他为了表示我地位的重要，就说是首长秘书科科长——那时军区没有处，只有科。现在叫处长了，那时叫科长。
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那天晚上我准备挨斗一夜，本来我从来不穿大衣，那天我把大衣也带上了。坐车去到那儿，我就叫司机回去，“你不要管我，到时我自己想办法回去。”那天很冷，是广州入冬最冷的一天。一到大门口，军训部一个副科长曲长兵(?)在等我。我们就进去了。我首先声明：“温副司令今天本来要来参加会议，但今晚粤东有情况来不了了，叫我代表他听取大家对军区工作组的意见。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一定负责回去向军区领导转达。”
接着就斗李鸿杰、罗兴洲，说他们镇压群众。斗到12点多就结束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的车已经放回去了。散会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骑着单车，坐着大交通车走了。我没有车啊，半夜了，就自己从省电台一直走回军区。
问：这就是1月份冲电台那次事件吗?
迟：冲电台是军管以后，军管以前没冲电台。
问：这次电台的批斗会，是军管以前的?
迟：是军管以后。军管有大军管，小军管。电台是先搞的。广东全省军管是1967年3月15日。那是大军管。在此之前，电台已经实行有名无实的(小)军管了，军队工作组去干啥?就是去军事管制嘛。在1966年9月1日至1967年3月15日之前，也就是军队进驻之后，电台发生过几次两派的冲突，其中有北京的红卫兵。
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前，阎仲川就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
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么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主管，他是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1967年1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1月23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2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是住单间。说明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实行军管。到3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3月15日就全省实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问：1967年2月8日发生的“二·八冲军区事件”是怎么回事?
迟：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广州是通过几件事来鉴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1966年12月查封《羊城晚报》。造反派说它是陶铸的黑典型、黑工具、黑据点，要查封。那时《羊城晚报》已经改名叫《红卫报》了。原来的报名是陶铸题的字，后来不敢叫人题了，就改成三个黑体字：《红卫报》。但还是换汤不换药啊。造反派要查封《红卫报》，有人就反对。反对的这批人后来就成了保守派，拥护查封的就是造反派。广东的几件大事，封《红卫报》是最早的一次事件。
1966年11、12月，两派开始对垒分营，到1月就公开化了，闹得很厉害。特别是1月22日省委、市委夺权。广州几个造反派组织，中山大学的中大红旗，号称有两三千人，那是吹牛。中大红旗的核心组织是中大八三一战斗队，头头叫武传斌。还有华南工学院的高翔(华工红旗)这些组织，联络了外地的组织，什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其实那时已经没有军事工程学院了，改成东北黑龙江什么工业大学了，那些人拉大旗做虎皮，还叫哈军工驻广州联络处，头头叫凌云(化名)。这小子很坏，他把十几个组织弄在一起，模仿上海工总司联合夺权，一下子冲到省委，把赵紫阳、林李明、尹林平、张根生抓到一块，要夺他们的权。赵紫阳这时候就表示，这是大势所趋，拥护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小将的行动，我们接受吧。就把大印交给造反派了。
造反派不是一个组织，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叫省革联。让赵紫阳他们到省委旁边一个小院的东一楼去办公，别到省委大院了。他们提出一个口号：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也就是你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但中间要经过我们。就像先知默罕默德，只有他能够听到真主的声音。造反也知道省委的工作中断也不行，所以要监督他们办公，继续以省委名义发号施令，但拍板的是造反派。
后来说他们实际上没有夺到权。周总理挖苦他们：你们就夺了个木头疙瘩，夺了几个图章。后来造反派也起内哄了，说省委是和平交权，和他们搞到一起了。造反派内哄最典型的就是一·二五公安局夺权。1月22日省委、市委夺权后，公安局是大单位，也要夺权。它有个组织叫一二五总部，是(公安局内)最大的群众组织，它就夺了权。有些造反派组织(很多是外来的)不同意，他们内部(不是保守派，而是造反派内部)不赞成一二五总部夺权。1月25日晚上，不同意夺权的那些组织联合了一些反对组织，要反夺权。不是要把权交回给原来的局领导，而是他们自己要夺权。
那天晚上两派就打起来了。我在现场给他们调解。我记得那天黄业好像也去了。调解不行，最后打起来了。
问：有多少人参加了?
迟：我估计里里外外有万把人吧。一二五总部很多人在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的就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就把一二五总部砸垮了，来了个二次夺权。从那以后，一二五总部本来是造反派，后来成了造反派里面的一个“修正组织”。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自己也不甘当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游离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了。
问：当时对“夺权”与“接管”有没有区别?因为我看到一些材料说对省委、市委是夺权，对公安局是接管。
迟：一·二五夺权是和公安局长、原来的局领导(一起的)。这大概可以说是接管，但后来就是夺的嘛。白天他们把权接过来了，但造反派不同意，到晚上又把权夺了。但夺了权以后，这些人主要是外来的，他们不懂公安，掌不了权，所以实际上公安局瘫痪了。公安局是有业务的啊，不像大学夺了权，不上课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