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祭起了“阶级斗争”这把利剑，专门屠杀那些富有的士绅，捏造一个“土豪劣绅”的虚有罪名，剥夺他们的生命，褫夺他们的财产。“解放”后，他又不断捏造新的虚有罪名，甚至捏造出“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虚有罪名，喊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无耻宣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直继续挥舞“阶级斗争”这把双刃剑，用它解决民族内部的一切矛盾，甚至用它解决中共党内的一切纷争，包括个人之间的恩怨，日益血腥，日渐疯狂。
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阴谋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已经把“阶级斗争”折腾到了极度白热化，不仅人民大众惊心动魄，就连政权内的最高层人物，都一个个极度紧张，自感朝不保夕、即将崩溃。
与“阶级斗争”搭配的主件是“成份”制度，毛泽东把国人分成三等九级，命运定死在所谓的成份上，然后在整个民族内部不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煽动仇恨，让一个“阶级”成为永远的受害者，同时任由另一个“阶级”進行打击、压迫、压榨、伤害乃至杀戮。
毛泽东给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民划出了所谓的“黑五类”，即是“地、富、反、坏、右”，然而，那他自己又是什么“成份”呢?
众所周知，延安时期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承认自己的家庭是“地主”。早先红军时期，苏联的军事专家曾将毛泽东杀人夺财的所谓“革命”斥之为“富农路线”(注：苏联的农民只有富农、贫农之分，他们所讲的“富农”即为庄园主——中国所谓“地主”)。毛泽东本人，每次杀掉一个“土豪劣绅”之后，便住進被杀者的宅子，直到占据了北京，自己竟然住進了皇帝的寝宫——中南海，只差半步没有直接到太和殿“上朝”了。“解放”后，毛泽东一再声明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民主人士罗隆基对此曾表示质疑、反对。于是，毛泽东愤而兴起了“大鸣大放”的“阳谋”，搞了一个“引蛇出洞”，连罗隆基带天下数十万知识分子一古脑打進了“右派分子”的大网里，列为“黑五类”之末。残酷的迫害殃及这些人的亲属，父母老人不得赡养，子女在社会中备受歧视，甚至遭受同样的政治迫害。
“土改”的时候“划成分”，毛泽东家的“成份”没人敢划，湘潭县的干部跑到北京“请示”，由毛泽东亲自给自己家定了个“富农”。依照苏联的说法“富农”等于“地主”，在中国，富农位列“黑五类”第二，同样属于“镇压”或“改造”对象。当时的“政策”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年满十八岁，本人“成分”即按“地主、富农”定。显然，毛泽东的自己的“成分”应该算是“富农”，那么，他的子女算不算“地主羔子”、“富农崽子”呢?他有什么资格把全中国的“地主”、“富农”一概打成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把他们死死按倒在地狱深处，進行长期的蹂躏与迫害呢?而且还株连人家的子女、孙子辈呢?
古今中外，唯毛泽东一人如此丧心病狂地推行“成份”制度，唯毛泽东一人从无休止地挥舞“阶级斗争”这把双刃剑，让千千万万大众受到如此严重的荼毒，他真是一个十足的人间鬼魅、肆虐生民的恶魔!在毛泽东死后的这三十多年间，曾经的受虐者、幸存者依然有很多人心有余悸，噩梦未除。同时，一些中毒至深的败类人物也仍然难以解脱，他们一直都在坚持“成份”论，死守“阶级斗争”观念，莫名其妙的仇恨，动辄言杀，或大骂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岂不知，他们所仇恨、咒骂、要杀灭的这些人中也包括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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