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一直以来，论及“文革”之初中囯高层斗争时，许多人一方面为刘少奇最后惨死的结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其大权在握，却甘愿束手就擒，甚至未作一点反抗而坐等灾祸降临，深觉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说，其时在北京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何不趁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之机，发动一场政变，把毛搞下去？就像两年前，苏共中央高层一些人，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成功把赫搞下了台那样。而且，如此做，还基本上可以避免后来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灾祸。
笔者研究“文革”时，当初也多次提出这一疑问。近年，随着对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以及周恩来与之关系的深入探索研究，似乎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也才觉得当初提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幼稚。
本文选自2014年2月号《北京之春》，作者王锐，原题为《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兼谈周恩来、叶剑英在当时的作用》。
1958年8月，中共领导人接见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前排左起：林伯渠、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
“五月会议”的血雨腥风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先看看此时的政治局势和背景。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是一次重要而且十分关键性的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了太多可值一书的重大事件。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简称“十六条”，一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后来枝露，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份量的一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其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