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劳改队释放，我回到了生产队，跟人学会了养蜜蜂，以后几年真是“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啊。因为蜜蜂逐花，哪儿有花我们去哪儿，这样才能多产蜂蜜。
有一次我们用卡车载着几十箱蜜蜂去广东，一小青年硬要搭我们的便车，我问为什么，说想省车票钱。后来相熟，才道出真正原因：他没有证明信，不搭我们的车出不来。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在毛时代，别说去广东，就是去自己所在的县城，都要单位开证明条，盖上公章，证明你是哪里人，是什么身份。搭车的小伙儿为什么开不来证明条?说出来吓死你：他要去台湾!如果被“革委会”发现，那是要杀头的!
原来，小伙子是湖南人，他们生产队里的几个年轻人收听敌台，说台湾如何如何好，想去台湾的请写信寄往广东哪儿哪儿再转香港伊丽莎白什么信箱，然后有人跟你联系。小伙子们信以为真，就写信寄出去，并派其中的一位去广东探消息。搭我们便车的就是这个小伙子。到了广东，我们在农村落脚，搭个简易茅棚，蜂箱就摆在茅棚的前面。小伙子也离开我们去跟他那完全不靠谱的所谓台湾人联络去了。
后来有一天，茅棚里来了一个人，操广东口音，自称也是养蜂的，想交流经验。我觉得怪怪的，就用养蜂技术试探，结果他对养蜂一无所知，我就知道这人是公安了，估计那个去台湾的小伙子也已经危险了。之后的一天晚上，小伙子趁夜色来找我，说年关将近，政府查外流人员正紧，想让我把暂住证借给他应急。我说借给你我自己呢?他说你还有证明条嘛。于是我就把我的暂住证借给他了，临走叮咛：你万一出事，可不能说是借我的，要说是偷我的。他答应说好。
不知又过去多少时日，那位公安又来了，问我有什么东西丢失没有，我说没有。这时我心里已经明白年轻人出事了，公安所说“丢东西”肯定是指暂住证了。果然公安跟我挑明了是暂住证。于是我假装去找，把语录本翻来翻去，嘴里嘟哝明明记得是放在语录本里了，怎么不见了?公安说别找了，被人偷走了，你呀，革命警惕性不高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暂住证。
又等几天，公安押着小伙子又来到我的茅棚，说要拿衣服。我立刻明白，小伙子怕在监狱里冷，想跟我要衣服穿;也可能是想让我给他的家里捎信。我就把我厚一点的衣服找两件给他。再后来，听说，湖南省那个村子里的七位年轻人一同被枪毙，我也就不奢望要回我的衣服了。
好险啊!如果不是我机智——说暂住证是“偷”的。要是说“借”，那就连累上了，我早就在50年前上西天了。
二
上面的故事，是我在上周末的聚会中听湖南陈老讲的，陈老就是养蜂人。
陈老，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因为“右倾”坐牢，后被送往劳改农场改造，刑满释放后回原籍劳动，1979年“右倾”改正走上工作岗位。其实他大学并未毕业。
我问陈老，你为啥说自己是“右倾”，而不是“右派”呢?陈老说右倾和右派不同，右派是1957年用“阳谋”整倒的知识分子，右倾是1959年受彭德怀牵连。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污“军事俱乐部”，一同打倒的有中央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李锐等，下面层层牵连，一直到大学里。我当时是湖南省高校最严重的右倾学生，其他右倾只在本校批斗，我是被全省的学生代表批斗，然后送进监狱。”陈老说。
知道了吧?这就是毛时代!不但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被打倒被流放，就连青年学生也被打倒被流放，你们现在居然还要中国科技腾飞，还要获诺贝尔科学奖，可能吗?
唉，不说了，还是继续听陈老讲他那过去的事——
刚才说了，当年出门是要开证明条的，没有证明条被逮到就说你是特务、坏蛋、阶级敌人、盲流，然后关起来，送你返乡。有一次，我们几个想(具体事情我没记住——笔者注)，可是开不出证明条怎么办?我们急得什么似的，然而小赵表示有办法。到了第二天，小赵果然拿出一沓空白证明条，并且盖着红彤彤的大印，对我们得意洋洋。只是很遗憾，上面有一行什么字用不上。然而困难吓不倒英雄汉，他们说用褪字灵可以褪掉。接着，就有胆大的拿着褪了字的假证明条“铤而走险”了。
可是，他失败了。假证明条上的褪色被发现，把他捉去送公安了。不过还好，他本人乘人不备逃了出来。
可是逃出来也不是个事儿啊，人家会根据假证明条上的单位和姓名找上门的。偷证明条是犯法，伪造证明更犯法。怎么办?最好还是把假证明条再要回来，或者偷回来，让他们空口无凭，否则那是一定要坐牢的。
偷回来?怕不可能。公安局是你随便“偷”的?只好想个办法堂而皇之地“要”。可是“要”，谁敢?说不定“要”不成又搭进去一个。最后大家推来推去，说只有我才有可能“不辱使命”。
既然被大家“抬举”，就是龙潭虎穴那也要闯，我就壮着胆子去了某公安局。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某公安局，说我是某某单位的，我单位某某回家自首了，我们想把假证明条拿回去作为证据处分他。公安说有这事儿，同意你们单位处分他，可是我们也要看看你的证明条。这时候我慌了，怎么就没想到我也要证明条呢?我故作镇定说，来时急慌了，忘了开了，要不……公安说不要紧，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能证明你是派来的就行了。这时我更紧张了，我哪儿是单位派来的呀?我是那几个愣头青派来的，这电话一打不就露陷了吗?我的娘哎，搞不好今天要替那家伙“留下”了。此时我紧张极了，心脏蹦蹦蹦地跳，我嘴里答应着，眼睛早往四下里逡巡——我在寻找逃跑的路线了。凭年轻跑得快，说不定能逃出去，我想。可是，哈哈，上天搭救，那位公安拨了半天没人接!于是我趁坡下驴，说明天再来吧。公安说好。
有惊无险!我半走半跑赶回家，把那几个一顿臭骂。我说你们笨死了，用褪字灵只褪几个字能行吗?痕迹那么清楚!你要用什么什么(化学药品)全部浸泡，然后用清水漂洗才不露痕迹。说完我找来药水亲自动手，等晾干以后再写上文字。第二天我拿着“真的”假证明又去了，公安对着光亮照了照，说你看，你这才是真的嘛。昨天一看就是假的。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假证明条儿交给我……惹得我在心里偷偷儿地笑。
哈，几十年过去了，这事儿如果编成电视剧，我就是英雄杨子荣“智闯威虎山”了吧?你等着，有一天会有人把我当英雄的!
三
我的家乡在汨罗，就是屈原投江的汨罗，也是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我岳丈那个村就有赤卫队。我岳丈活着的时候我问过他为啥不参加革命，他说正经种田人谁干那杀人放火的事!我岳丈说他的邻居就是被赤卫队用梭镖捅死的。他的邻居是一生意人，从江南往江北贩运粮食，等粮食出手买了两个油饼吃，吃完两手油，就往墙上的纸上擦。谁知道这墙上的纸是赤卫队贴的布告，旁边还有两个赤卫队员在把守。赤卫队员问他干什么，他吓得结结巴巴答不出，就被赤卫队员捅死了。我岳丈说，赤卫队真不把命当命啊，捅死一个人比捅死一条狗还简单!
我岳丈的故事让我对“革命”一词有所升华。什么叫“革命”呢?“革命”不就是“要命”吗?“要命”不就是杀人放火吗?后来的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这种认识。
那是1971年，我为了什么事要到一个村庄去，这个村庄坐落在大山里面，三户人家六口人，一户三口的，一户两口的，一户一口的;后两户就是绝户，因为孩子在红军时期参军了，如今音信杳无了。
那天我从城里往这个村子赶，临走带了两天的干粮(烧饼)。我翻山越岭，走啊走，天都快黑了还没赶到。路上我纳闷：山上有成片的坝子，道路也很宽，就是没有人走;大路也被荒草覆盖;偶尔遇到村庄，可走进去见不到人;古旧的房屋，木墙蓝瓦，草木深深;进屋里，桌椅板凳尚好，只是蒙了厚厚的灰尘;举头满是蛛网;有的床上还有蚊帐，可是用手一摸便成灰，纷纷下落。走出村庄终于见到一个人，问这种景像是怎么回事，那人说是人都当红军了，村里没人了。我把烧饼给他一个，他很感谢，说如今咋还有这好吃的东西!
1927年，1971年，中间40多年过去，大山的破败都还没有修复!
我们形容战乱过后或饥荒过后的景象往往爱用“赤地千里”、“荒无人烟”等词儿。我这次的所见所闻不就是“赤地千里”、“荒无人烟”吗?
回来我把这事说给岳丈听，岳丈说那有啥稀罕?赤卫队把大户杀了，国民党过来又把赤卫队杀了，没有被杀的都逃走了。这不就是后人说的“无人区”吗?“无人区”，既有共产党的功劳，也有蒋介石的功劳，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大恩人!
这时不知怎地，我居然想起了“湖广填四川”的故事来：张献忠屠川，杀得成都平原赤地千里，想不到三百年后，湖南江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四
我们把思绪拽回来，现在是老泉在说话。
那天陈老讲了很多，可惜我记不住，再加上陈老“湖南普通话”也不好懂，今天就转述到这里。
陈云曾说老毛“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我只觉得他“革命”也有罪。革命成功，如果带来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当年的“赤地千里”也值了。可是成功以后又重新“赤地千里”一遍，那当年的“赤地千里”又有什么意义?革有罪”，我不苟同，就说陈老，当年可是出类拔萃呀，他本来可以在大学毕业后施展才华，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可是没等他毕业就打成劳改犯，一辈子不是受罪就是蹉跎，多可惜呀?像陈老这样的，全中国又有多少?别说陈老，那些学成的呢?那些学成归国的呢?毛的历次运动打击、迫害、浪费了多少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才干?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啊?
真是罄竹难书!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