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习近平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阿波罗新闻网

金钟按：在本刊行将告别论坛之际，有幸发表辛子陵教授这篇大作，是奉献给读者的一份厚礼。本文根据中共最近动向，国企贪污腐败的严重灾难，概括多年对国际共运的研究成果，思考中国的历史条件，借鉴瑞典模式的成功，论证“取消公有制、实行全民股份制”是中共的唯一出路。也是否定列宁主义、回归第二国际的理论重建。这也正是与我多年思路的不谋而合。只是北京当局有无此种意识涵养和施政的魄力，冲脱毛邓语境的笼子？不能不令人有所保留。

●辛子陵是中共老一辈作家、国防大学教授，著有
《千秋功罪毛泽东》。2013年被胡锦涛软禁。

习近平在2015年1月2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说：“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注1）

新理论名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不提马列毛邓三科，提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要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新的意识形态可能冠名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是这个新概念的时代特点，不同于我们在20世纪中国惯常理解的那个被列宁毛泽东诠释的“马克思主义”，脱离那个语境的束缚，总结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的历史，第二国际成功的经验和第三国际失败的教训，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前期错误划清界限，与误导中国的列宁主义划清界限，在党的理论建设上开创一个新时代。

十八大开过，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首先面对一场前30年和后30年的争论。中国的话语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平分秋色。毛派认为，改革开放造成贪污腐败，贫富分化，还不如贫穷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文革，打倒走资派，回归毛时代。邓派认为，再怎么贪污腐败，也比饿死人的社会主义强，造成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动，舆论要收紧，维稳要加强。习近平要平息争论，没有选边站队，说不要互相否定，引起两派的误解。后来习近平发现，在毛邓语境中，两峰对峙：非毛即邓，非邓即毛；非贫穷即腐败，非腐败即贫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兴毛兴邓，莫衷一是。好像共产党只有这两套本事。要闯出新路来，非脱离毛邓语境，建立统一全党和全国的意识形态不可。于是习近平提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此举，既不是标新立异，又不是制造个人崇拜。因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属于习近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珍贵遗产。

回想文革初期，毛泽东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批判“三自一包”，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大苛政——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被称为“三面红旗”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倒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弥天大罪？成了把刘少奇和一大批救民于水火的好干部打成走资派的理论根据！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着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国为民做了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这套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话语权，仍然是全党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仍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习近平实行全民股份制针对官有制

习近平以弥天大勇，挣脱了马列毛邓教条的束缚，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发扬光大，作为新政的根据。他的新社会主义观一项大政策是：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全民股份制。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认识了消灭私有制的谬误，开始修正消灭私有制的观点。设想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2）

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马克思惊喜兴奋不已。他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份制。（注3）

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注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共富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不是“公有制为主体”。

列宁、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纠正《共产党宣言》致命错误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他们先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又对中小企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一切归公。那么谁代表“公”呢？回答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谁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业的干部，以及领导这些企业干部的政府官员。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是一种“官有制”。把本该回归社会的财富抓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控制全部资源土地，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成为高度垄断的总资本家。为搞活经济，改革开放后放开了一些次要领域。但“公有制为主体”被权贵集团咬着不放。

习李勇敢取消“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

国企现状如何？首先看看管理层。据民间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金额是其薪酬的10倍左右。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其父陈伟达是文革前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贪污2亿元，2010年被查处。陈是个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他每日必须挥霍4万多元。监察部找他谈话，他竟然说：“每月交际一两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陈同海在任时曾放出大话：“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注5）据天则报告揭发，2005年到2008年，中国石化公司在净利润共有1746亿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地获得国家补贴727亿元。这种荒谬的财政补贴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在财政部眼里，这是把资本家赚的钱收上来给了“国家”，给了“全民”，所以列支项目义正词严。

周永康是权贵贪腐集团的典型和代表人物。据蒋洁敏交代，周永康指示中石油管理层向国资委报告，谎称辽河油田已经没有石油了，因此要废弃，然后协助周滨（周永康之子）以1000万人民币收购辽河油田。收购后周家第一年就获利17亿元人民币，三年赚了40亿。一叶知秋。名为全民所有的国企就是这样彻底改变了性质。

现在国家经济困难。改革派不能捧着金碗讨饭吃。要以霹雳手段解决国企的问题。把名义上全民所有制的国企，通过股份制的办法逐步交到13亿人民手中。将权贵集团控制的国有资产民有化。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公有制为主体”是个政治工程。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左”的意识形态的保护。历来中央精神，首先要照顾“共和国长子”，得让国企面子光鲜，党和政府也跟着面子光鲜，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道路就“正确”了。这是国企改革面临的困境，是习李新政要突破的第一道关。

李克强总理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取消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反贪打虎的大量事实证明，国企已成了贪污腐败的重灾区，成了贪官污吏的提款机。保留“公有制为主体”就是承认权贵贪腐集团的特权地位。三十多年来国企年年赔钱，用纳税人的钱补窟窿。2013年中国的A股年报显示，2012年十大巨亏企业全部是清一色的央企或地方国企，合计亏损高达497.24亿元。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占九成，累计额度约570亿元，多家公司获补贴超过10亿元。（注6）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全民养国企，这是权贵集团的命根子和护身符。三中全会前，各路权贵秘密串联，弹劾习李新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习近平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给社会主义重下定义的小背景。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习李新政的一项大政策。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在13亿中国人民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大家尽可能多地积累一点财产，尽管客观和主观条件不同，富裕的程度也会不同，但要让大家共同富起来。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全民股份制，将使全民所有落到实处。这既是一个经济纽带，又是一个政治纽带，把人民与党和政府连在了一起。13亿人民成为国企持股人，发到手里的股票，到年终就能根据票面额领取一笔股息，成为固定财产的收入，人民真正成了国家主人，那种幸福喜悦的心情必能转化为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习近平将成为人民爱戴的中兴领袖。这是改革派的重要的政治资源。改革派将取得绝对的民意优势。这就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那时候，任何派系，任何利益集团，都会重新考虑与习李新政的关系，没人敢暗中破坏或公开反对，有个别不识时务者也会碰得头破血流。领袖振臂一呼，在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的支持下，实行民主宪政，平反六四，平反法轮功，重新评毛，都可以放开手脚有步骤地去做，而无导致国家混乱、政局陷入动荡之忧。因为人民对党有信心，党对人民有信心，社会就有了主心骨。习李新政是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就有了当之无愧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内涵。

●作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已取得辉煌成就，是中共政治改革
的重要借鉴。这是执政社民党下的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照片。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自尊自大的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这是天大的错觉。中共一开始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尊列宁主义为正统；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过共产党，在他们指导下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

恩格斯临终前指定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经过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毕生理论活动的系统回忆和总结，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揭露之后，他们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指导有三大纲领性意见：

（一）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用和平改良代替暴力革命；

（二）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用股份制的形式重建个人所有制；

（三）承认民主宪政的合理性，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珍视、尊重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成果——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说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指导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进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他们凭藉民主宪政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接，在欧洲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即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在西方改革资本主义的正果，既优于19世纪英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又优于20世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站住了。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是列宁在第二国际闹分裂拉出来的一支左派队伍。列宁坚持用恩格斯摒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注7）指导徒众，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越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标志着共产国际这一支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彻底失败。

对列宁的人品和学识都有深刻瞭解的普列汉诺夫说：“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注8）

当马克思在天国看到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德皇威廉那里秘密领取经费发动十月革命的时候，看到毛泽东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时候，一定会摇头叹气：“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9）

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的繁荣，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曾想回头转弯搞民主社会主义，被毛泽东邓小平一顿“九评”（注10）给镇住了。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转这个弯子，但毛邓批修的余威尚存，所以在毛邓语境中转了三十多年也没转出来。要转好这个弯子，先要从毛邓语境中跳出来，认识民主社会主义，认识毛邓批的那个“修”才是本党应当遵循的正统。

习近平举起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是从老根儿上拨乱反正。在中国，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的主要失误是领错了路。谁也不敢纠正，谁也纠正不了。今天由习近平四两拨千斤地给纠正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11）他领回来的是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共建政后一切错误和失败的根源，一直影响到现在。多少次拨乱反正，因为不敢动列宁主义，不敢动被列宁歪曲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敢动马列错误的守护神毛泽东，只能找几个替死鬼，还不能批“左”，只能批右，接着是一路“左”下来，一路错下来。

习近平高举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理论与实际脱节，指导思想与改革开放南辕北辙的现状。在叠床架屋的指导思想中，错误的东西将被淘汰，正确的东西将被吸纳，整合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从此走上民主社会主义坦途。

从历史上、理论上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共产党应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注12）欧盟国家多数是社民党（工党）执政。在党际关系上,从此我们将摆脱孤立状态，不再是异类，而成为民主国家信赖的朋友。

瑞典模式的成功启发我们摆脱毛邓的狭隘

瑞典社民党是1889年成立的，属于第二国际。当时一字不变地采用了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他们党史馆中悬挂的领袖像，前二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

瑞典社民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坚持理论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果断改弦更张，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施。由此可见，只有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的理论失误和政策失误。他们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

瑞典社民党新的施政纲领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欢迎。从1932年到2006年共74年中，瑞典社民党执政时间长达65年，分别是1932—1976年、1982—1991年、1994—2006年。在习李新政全面推行，党与人民的关系根本改善之后，我党完全可以考虑放开党禁报禁，实践瑞典社民党竞选执政、长期执政的经验。瑞典社民党追求长期执政不是为了独裁，完全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执政使命感。瑞典模式启发我们跳出“兴毛兴邓”的狭隘眼界思考国家未来。

在执政期间，瑞典社民党依据国情，审时度势，带领瑞典人民不断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他们创造了混合经济体制。“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注13）在1932——1976年连续执政的44年中，社民党在与农民协会政治合作，与总工会和雇主协会达成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了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实现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使瑞典这样一个被称为“欧洲穷人”的北欧农业国变成高度发达和高度文明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准、社会保障、教育、环境保护等指标方面，均进入世界领先行列。2006年9月瑞典大选前，瑞典社会福利位居世界第一位，人均GDP居世界第二位，国际竞争能力超过美国，列居世界第三位。

脱离列宁主义回归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从实际出发，不受教条的束缚。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整人的工具，因而敢于探索和创新。对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及时放弃，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他们试了四年就放弃了，而我党走了20年，直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才回头。他们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我党现在对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的认识水准，把分配问题提到首位，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在争论取消国有制为主体是姓社还是姓资？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属性并没有迷失。瑞典社民党党纲规定：“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的对手。（注14）”我党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失误是这一条模糊了。

瑞典社民党在代表工人利益问题上比我党旗帜鲜明，而且政策办法具体、落实、有效。在社民党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企业主的权力。

在劳资分配上，瑞典工人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二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60年代的2比1和70年代的3比1（我国2004年是0.65比1（注15））。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演变。

我们在改革开放后，没有执行劳资双赢的政策，对不起中国工人和广大农民工。某些地方政府引进外资时以保证没有工会“捣乱”为优惠条件。在中国企业，不允许组织独立工会，官办工会一屁股坐在了资本家一边，在劳资纠纷中没人代表和维护工人的权益，以致2009年出现了通化钢铁公司劳资矛盾激化，愤激的工人打死总经理的事件；2010年雇用百万员工的富士康，由于劳动环境恶化，连续发生14起工人跳楼事件。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工人的份额太少，拖欠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必须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重新认识工会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把工会做为党操纵工人的工具是不可取的。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共在解放区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许多民主社会主义因素，可惜正确的路线中断。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当我们清算毛泽东的错误的时候，他的正确思想，他做过的贡献，不应当被抹杀。

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遗教，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共同创造的新民主主义优良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脱离列宁主义，回归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注：

1．习近平这段话未见主流媒体刊登，由多维网公开发表。

2．《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

3．《资本论》第3卷第502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1956年版第294页

5．2010年1月5日15:04 新财经：《陈同海石油大佬死罪活判》。

6．《十大巨亏企业年亏损达500亿央企成主力》，2013年4月28日《中国青年报》。

7．即《共产党宣言》所鼓吹的一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

8．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10．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