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期间，数千名非政府组织成员来到北京，包括呼吁结束核试验的哈萨克斯坦人、寻求男女同工同酬的纽约人及倡导性工作者权益的欧洲人。他们让渴求改变的中国人眼花缭乱，公民社会的概念兴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仿佛人人都在成立NGO。
随着政府试图控制这一现象，Gongo，即由政府组织的NGO诞生了。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NGO的数量成倍增加。由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行导致的财务和法律困难，它们常常未注册，或是以企业的身份注册。2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有数千家NGO。
中共在周五宣布，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应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组织中设立党组。这可能会催生大量Pongo，即由党组织的NGO。这一消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
“你看到那个政治局命令了吗?”一名党报编辑在接待处轻声问道。“他们要在所有NGO里成立党组。”
我问这项规定是否适用于外国NGO。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会不会很快也会出现一个党组织。
“他们不需要那么做，”他说。“针对外国NGO的法律会控制外国的NGO。这是控制国内NGO的。”
他指的是一项法律草案。该法意在更密切地管理在华外国NGO及其中国合作伙伴的活动，并限制中国NGO得到的外国资金。国内外的权利倡导人士普遍指责这是一项压迫性法律。
是否正如一些中国批评人士正在嘀咕的那样，通过将党及其意识形态扩散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习近平在进一步从威权主义转向一种新的集权主义，打压公民社会自1995年以来取得的成果?习近平可能广受群众欢迎，但是他对扩张中共和毛式价值观的热衷，已经让一些学者甚至商界人士感到不安。
关于这份政治局文件的含义，中国国内存在不同的看法。对于小型NGO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负责人张治儒来说，这意味着党陷入了麻烦。
“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他们看到了很多领域党已经无法控制。所以需要出这样的工作条例细化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张治儒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他预计，在数十年的腐败和滥用职权之后，道德权威的腐化程度已经如此之深，这项新的行动不会影响到多数NGO所在的基层。
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威权主义“中国模式”的主要支持者。对于他来说，这份文件显示党正在蓬勃发展。
“如果说这个十八大，习近平上来之后，中国政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development(发展——译者注)’是什么，我说中国共产党走到前台，”他说。
香港的公民社会专家谢世宏(Shawn Shieh)说，在组织层面，尚不清楚党将如何在小型NGO设立党组。他说党组通常要有三个成员。有些NGO的总人数也不过五六个，“他们将如何把三个人安排到一个小型NGO呢?”他问道。
不过，他表示，“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和党组织明显更加积极地与NGO接触，因此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建立党组的更多进展。”
这项命令似乎不仅适用于NGO，还适用于各种“群众”或非党派组织，习近平的这一行动，已经令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小声地说起即将到来的集权主义。
“对党进行强化和纪律约束是习近平定下的施政主题，因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谢世宏这样评价这份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