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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使馆人员起义 加外交官回忆26年前“六四”危机

—撤侨和援手 加外交官回忆26年前的“六四”危机 图

万里在多伦多的一次讲话中“赞扬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他们为促进民主所做的努力”。万里很快被召回国,但他的观点在加拿大并不少见,即使是在中共大使馆里。对于一些人来说,天安门杀戮让人无法容忍,当时中共大使馆有9至11人起义。确切数字还存在争议。该使馆有大约40名雇员。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6月3日报道,直至停止开火,北京街头死亡惨重。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杀害了数百人,或许更多,以暴力结束了这场在中国希望政治变革的汹涌浪潮。

本周四是“六四”26周年纪念日,如以往一样,北京每年都会竭尽全力阻止中国人民记起(这段历史),他们在天安门附近的街道上派出士兵,擦洗网上任何提及此事的信息。

但是在渥太华,6月4日总会让一小群加拿大人回忆起那段充满挑战的时期。当时,外交官员们努力地去了解发生了什么,考虑如何疏散滞留在那里的加拿大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接纳在这场杀戮后叛逃到加拿大的中国官员。

随着在中国的事件被揭开,加拿大外交部在渥太华成立了一个危机处理小组,配有电视、100条电话线及增设工作人员。并以飞行训练为幌子,加拿大派出一辆波音707军用运输机到东京待命,以便用来撤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渥太华还给驻北京大使馆送去了专门的无线电设备,让使馆人员在中国一旦切断通讯时仍能保持联系。

那是“一个非常时期”,Howard Balloch说。他是当时渥太华该危机处理小组的三名高层官员之一,后来成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去应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加拿大总理Brian Mulroney及外交部部长Joe Clark领导的加拿大政府至少两次召见了当时的中国大使张文普,讨论加拿大对在中国所发生事情的不安,以及在“六四”后讨论了北京这场杀戮的恐怖。

但是当时在加拿大,即使是中国的高层官员也表示同情学生,使得在加拿大和中国,这有了其特有的复杂性。

1989年5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首次访问加拿大。据《天安门档案》中的一份陈述,万里在多伦多的一次讲话中“赞扬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他们为促进民主所做的努力”。在那次多伦多的活动中,当一名学生钢琴家开始弹奏《国际歌》时造成现场混乱,当时这首歌已成为天安门广场抗议者们的主题曲。

万里很快被召回国,但他的观点在加拿大并不少见,即使是在中国大使馆里。

“很明显的是一些使馆工作人员,可能包括张大使本人,从根本上是倾向学生的”,Balloch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

对于一些人来说,天安门杀戮让人无法容忍,当时中国大使馆有9至11人起义。确切数字还存在争议。该使馆有大约40名雇员。

“一人或两人已相当引人瞩目,毕竟使馆纪律严明。当出现四个人、五人、六人和超出这个数字时,就相当重大了”,与Balloch先生同在中国危机处理小组的Bruce Jutzi说。

目前尚不清楚那些人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可能先是被加拿大情报机构问话,然后移交给移民局官员。Jutzi先生说,“对于他们的日后生活,(加拿大政府)给予了一些帮助。”

张大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Jutzi先生说,在渥太华任职后,“他再也不能在(中国)政府中任职了。”

与此同时,对于渥太华,“六四”之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撤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据信当时该数字超出1400人。当中国拒绝让停在东京的加拿大707军用飞机入境后,加拿大外交部依靠当时加拿大航空公司的CEO Rhys Eyton,让加航继续保持常规航班。渥太华最终包了两架加航的飞机帮助撤离,并派出挂有加拿大国旗的车辆,通过军事检查站,到北大校园接滞留在那里的学生。

一些撤离更为复杂: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当地一些家庭要求该省政府帮助一些在戈壁滩工作的(加拿大)古生物学家。在艾伯塔省的坚持下,渥太华把他们带到了北京——暴力发生的中心,因为那是让他们搭上包机的唯一方式。

最终,加拿大撤离了800多人。

(译文有删节)

原文Canadian diplomats in China26 years ago recall crisis at Tiananmen Square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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