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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髦论“老赶” 毛妻小蜜这样折腾

——原创来稿 博讯螺杆:说时髦论“老赶”

面临内外交困,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就急切需要以“反修防修”来维稳,于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提倡艰苦朴素,用无产阶级时髦去反资产阶级时髦,以丑为美,老百姓穿一身洗白的工装打几块破补丁,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居然是“劳动人民本色”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风尚?显然,是执政者利用意识形态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啥叫赶时髦?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模仿行为,比如看到别人的装扮很惹眼,就刻意学人家的样子。大家都学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个风气叫时尚,也叫时兴。我常劝家人女眷:如果自己有天赋条件,就不要总是模仿人家,要当表率,去领导新潮流,不然就是“老赶”。当然,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是女人天性,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特性和优势,总是学别人的样子,那不就成别人的镜像了?“老赶”,就是指那些本来是愚昧无知的井底之蛙,却因满足了虚荣心而自大的人。比如有人自称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其实他不过是中南海大院里扫厕所的清洁工。华侨的称谓很响亮,其实很多“老华侨”,都是在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能干上洗碗工就已经不错了。

“老赶”,现在最时髦的解释是“Out”,紧赶慢赶也赶不上的意思。它主要的表现是诈富,过去天津卫的市井小民摆阔,就是门框上挂块猪肉皮,出门时用它擦一擦嘴巴,油汪汪的叨根牙签,象是刚刚吃过肉,这就可以逢人海吹牛X了。但现在这个法子不再时髦,当今的时髦是戴名表(管它真的假的),还要穿件短袖褂子露出这名表,这样才能展示自己富有,因此中国还产生了很多“表哥”贪官。再说虚荣,它是与实荣对应的,比如人家英国女王的荣耀,那就是实荣,是几百年才生成的贵族气质,她就是戴一顶牛仔帽也是女王。虚荣就是假的荣耀,徒有其表,一个小百姓,即使戴上了女王王冠,那也是沐猴而冠,所以名表也要看戴在什么人的腕子上。

时髦这个词,在今天有点贬义,含有讥讽的味道。在百科全书里,解释的有点过于复杂,其实它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社会运动。过去以为时髦可能是个外来语,查了典故,再次发现自己所知甚少,原来时髦一词在汉语中历史悠久,而且是褒义的。这个髦字,就说明一定是与毛发胡须有关。大概是古人以长发长须为美,比如美髯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指出:“鬒发如云,不屑髢也”,意思是说,长长黑发如云一样,根本用不着戴假发。可见古人已经很讲究美发了,而且已经发明了假发。中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把“时髦”一词两字分开看,所谓时,是指事物的目前状态,即“现在进行时”,它不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是说现今、当前。英语语法中有时态词,汉语没有,要凭说话时的语境,还要加上时间名词。

再看髦字,这是个会意字,由髟与毛二字合成,髟在古文中就是长发,而“髦,发中毫者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即毛发中最长的那些,是异乎寻常出众的意思。古人用它比喻英杰才俊之士,这也是有典故的,见《后汉书•顺帝纪赞》:“孝顺初立,时髦允集”;陆游《除制司参议官谢赵都大启》:“兹盖伏遇某官学窥圣域,望冠时髦”等等。那么这个词,扩展开就是:时下的精英。凡有名望的,包括青史留名的和正在当红的所有人,都是曾经或正在的时髦人士。赶时髦,就是向先进的人或事学习,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就是个时髦人士,而且很会赶时髦,他为啥时髦?一是靠他自己的表现(赶时髦),二是靠上级领导的发现,他不表现,就永远是颗螺丝钉,再永不生锈也没人发现。

但是赶时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与时髦比肩或超越它,因为如果不具备时髦人士的天赋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所以有了东施效颦这个典故。西施的容貌是她的天赋,爹妈给的,别人没有,不过她可能和现在所有的美女们一样,喜吃零食,如瓜籽毛嗑什么的从不离口,有慢性胃炎,所以经常心口疼,疼起来就皱眉头,这是她最美的时候,叫颦,不是天赋,人人都可以学。但是长相丑的女人就不宜效颦,尽管眉头谁都会紧皱,关键是皱在谁的脸蛋上?满脸褶子的人更不宜效颦了,比如李瑞环总理,他皱起眉反而褶子会更多,能好看吗?所以不能盲目效仿,北京话中的“老赶”,就很形象的概括了那些盲目追求时髦的行为,包含了引车贩浆者流的“土气”,暴发户的附庸风雅和小市民故弄斯文的浅薄。“老赶”,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历史意义,很值得回味。

我经常翻看老照片,发现中国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妇女们特别流行齐耳短发和列宁服。这当然是延安的女干部们带来的,上行下效,女性群体是最具模仿特性的,比如北京取缔妓女那会儿,女干部们对妓女们政治教育,她们的装束打扮自然也就被妓女们争相效仿,因为妓女们都有个漂亮脸蛋和身段,结果飒爽英姿更好看了(其实她们就是披了麻袋片也不会难看),列宁服的双排扣小翻领加上短发,看上去比穿了几十年的旗袍更加风姿绰约(不是现在新式裁剪的旗袍),这就领导了一种新潮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男人们也纷纷效仿中共男干部,摈弃了长袍礼帽,留起了延安土八路式的锅盖分头,穿戴上士林蓝中山装解放帽,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共产党干部了。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中国人是以土为美,以洋为丑,是延安土八路的着装打扮在主导中国的社会风尚。

中国人讲究“须言志”,比如出家当了和尚尼姑,为表示六根清净,要受戒剃成光头,还有留发不留头剃发令和太平天国长毛等等,都是缘于须言志。清末民初时代交替时,男人的辫子成了大麻烦,剪下的辫子要留起来,防备一旦皇帝复辟了再接上去,它是识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那会儿,革命是一种时髦,女人剪短发就象征了革命,于是军阀鉴别女人是否革命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她是不是戴了假发髻,即假“疙瘩鬏”。后来“国统区”鉴别共军女间谍的方法也如是之,如何能使假“疙瘩鬏”不被扯下来,在当时是门技术也是艺术。那么短发和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不只是须言志,因为剪成短发,就省了梳洗时间,这个时间至少要超过四十分钟。比如刘胡兰小姐,她要发动妇女干革命,就无暇梳洗打扮。再就是女兵们上战场和军旅需要,那边吹了集合号,这边还在梳头编辫子能成吗?而且长时间不梳洗也不卫生,一是虱子们里里外外的爬,不美观,二是害得战友们得伤寒,三是会刺激男战友们想入非非。

当然,以上现象也是因人而异,比如那些脑筋不开化的“死落后封建”,围着锅台转的小脚女人,就不肯剪了短发穿上列宁服上街招摇,认为那不是正经女人。持这种观念的中国女人是绝大多数,又被绝大多数的男人认同,也就没法实行剃发令了。所以外表的革命化时髦与否,文化素质很重要,它本来就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展示,是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共产党了。人们想在革命大潮中保护自己,那就要不断的“老赶”,咸与维新。这和民国初期强迫剪辫子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同样是接受新思想,表面上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迫的。但是我们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就会发现在这两种事物的实质上,前者才是被迫,后者则不是,里表正好颠倒。因为前者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改和镇反运动,那边在大批的杀反革命,这边谁还不敢“革命”?我和五毛辩论时曾说过:啥叫人民群众拥护?就是把十个人杀掉一个,剩下的九个敢不拥护?反而要感谢不杀之恩。这在国外是有研究的,据说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毕竟土八路的东西太丑陋,在六十年代开始被人们摈弃,时髦也进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可以说,中国的六十年代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小复兴时期。还是从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开始,西风先从文化界刮起来,小说和电影首当其冲,“香风臭气”也吹向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股西风,其实不是从外边软进来的,是前民国时西方文化时髦的“死灰再燃”。与此同时,因“三面红旗”惨败而导致的大饥荒,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对社会不满,人民怀念民国,台湾那边也在嚷嚷反攻大陆。那么面临内外交困,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就急切需要以“反修防修”来维稳,于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提倡艰苦朴素,用无产阶级时髦去反资产阶级时髦,以丑为美,老百姓穿一身洗白的工装打几块破补丁,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居然是“劳动人民本色”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风尚?显然,是执政者利用意识形态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与五十年代时髦堪有一比的,是文革时的军装军帽,这场“革命化”比延安土八路作风来得更凶猛,做为革军革干子弟的老红卫兵,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爹妈的旧军装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标志,引起平民子弟纷纷效仿。不过,在实行粮票布票的六十年代,平民出身的青少年学生换身衣服并不容易,一般都是捡了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但是为了表现革命化,就要千方百计弄身假军装赶时髦,最起码要弄顶假军帽戴上来咸与维新。这有点象昆虫的保护色,不过昆虫们是自然选择,人是社会选择,也可以说是社会在选择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的一切时髦举动,基本都是一种政治压力所致,没人强迫你“老赶”,但你在行为上却必须“老赶”,这是一种群体胁从效应,通常的说法叫随大流,随波逐流。

毛时代的革命化时髦,如高举小红书背诵语录,戴像章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这些举动仅仅是外在表现而已,毛泽东不会满足这些表面文章,他更在意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不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是才最可怕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文革中毁坏毛像,喊错口号,背错语录的“现行反革命”层出不穷。但毛泽东有绝招,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上面说的杀一儆百,不断的按人口比例制造出“一小撮”,然后由“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对“一小撮”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革命化一定要“铭刻在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不然早晚会沦为“一小撮”。另外,实践也证明,洗脑教育使用军事化强制手段效果最佳,因为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久而久之就生成了条件反射,这叫思想改造。所以在中国,军队和监狱这两个地方,能培养出头脑最简单的忠诚奴才。

毛共时代的阶级斗争弦,是随着毛的衰老和文革结束而放松的。紧张过后就是相对的宽松,于是革命化的东西不再风光,这首先在农民身上得到了体现,农民是最讲实用主义的,那时北方农民最时髦的服装是黑条绒衣帽,因为这种布料不掉色,沾上泥土一拍就掉,厚实耐磨。这当然也有表率,就是三条驴腿闹革命那个王国藩和五七干部们带头穿起来的,和陈永贵的小褂比起来,这身装扮要时髦的多。当时还有一支顺口溜:乡下佬进城,一身黑趟绒,先进饭馆,后进联营(百货商店)。与农民的一身黑条绒相映成趣,城里人时髦穿劳动布工装,最时髦的是戴上一顶军帽,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象征自己是领导阶级,但事实上革委会的一把手可全都是军代表。鉴于这样的现实,军大衣也就成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标志,这东西对普通民众来说也很实用,既能当棉衣穿也能当被子盖,所以当时的劳动保护多是军大衣仿制品,做为平民也能以拥有一件真正的军大衣为荣,于是“老赶”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用阶段。

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紧接着就是中美建交,大概是江青看了些进口电影和画报,突然觉得自己很Out了,中国妇女的形象很土,就仿照唐代服装样式亲自设计,发明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娘娘服”,据说当时是以红头文件推广这一“新生事物”:穿与不穿,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不过这种模仿并没长久,只流行了半年就都成了积压品,因为一是不伦不类,不土不洋太难看。二是不实用,一寸打一个褶,费工又费料,哪来那么多布票?三是不方便,要撩起来才能蹲坐,不然褶就乱了套。但是我认为,这可能也和引领者的自身形象有关,假设江青具有环肥燕瘦那样的身段容貌,应该是不愁天下女人效仿的。据说赵飞燕瘦得能被大风刮起来,于是天下女人都以纤细瘦弱为美,一直流毒至今。杨贵妃则是胖得可爱,结果你看唐代的仕女画,哪个不肥硕?如果倒退回延安时期,那时正风情万种的江青穿上这“娘娘服”,也许还真的就能流传下来。尽管是国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无论如何也是没法与青春少妇相比的,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说好马才能配上好鞍,表率表率,先要有表才能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民众思想已经解放,开始有选择的接受意识形态了。

时髦,也是文明开放社会特有的现象。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标志了文革的结束,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民主气息,于是伤痕文学和西单民主墙云涌而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不过是在经济体制上赶了时髦,与时并进适应了国际大气候而已,政治体制上还是个Out老赶。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改革开放,那就不可避免的涌入西方文化,于是各种文化时髦就应运而生,邓丽君的歌,喇叭裤,迪士科,家庭舞会等等,尽管邓小平企图扼止西风东渐,发起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八三严打枪毙了一大批追求资产阶级时髦的青年男女,但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方文化的大潮已经不可阻挡。1983年至1985年,从大抓跳舞大反黄色歌曲到大兴跳舞大唱黄色歌曲,仅仅一年之隔,一切文革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风尚”,就全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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