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之时召开的，从双方对话前的舆论造势来看，完全显现了双方外交政策的特点：美国对华政策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而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则呈现相当的稳定与持续性。
政治制度决定的中美外交政策特点
随着“华府对北京的感觉越来越不舒服”，对华政策上出现了三种调整建议：来自军方和外交圈的鹰派建议是，除了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军事优势，还可以考虑采用冷战时期用以钳制前苏联的经济工具，比如收紧技术出口限制，推行不包括中国的贸易安排等。另一种建议正好相反，认为华盛顿应该设法寻求与北京关系的“新常态”。第三种建议与克林顿以来的对华外交政策一脉相承，即双方应该通过共同合作的项目来一点一滴地积累信任，这条路有助于稳定。
且不说三种意见在政界都有反对者，作为“看守总统”的奥巴马在任期内也已没有时间做此调整。下一任入主白宫的人究竟是谁还等着选民掷骰子，三种建议哪一种将成为主流，目前没人知道。
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邓小平改革以来就没有大变化。对美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经济上，美国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视美国与普世价值为敌，国内宣传未脱“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一毛时代的老调，只是说法文雅一点而已;在外交重要性上，美国一直被列为“友好合作”的第一位超级重要对象。这多重矛盾的外交目标，中共按照“斗而不破”的原则，居然都达到了：美国每年例行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共外交部也照例声明，此类行为已被双方都当作例行公事，谁也不再当真。就算是北京认为美国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也是双管齐下，在外交声明中非常强硬，在国内党媒上口诛笔伐，但暗中却灵活处理。
这一点是双方政治体制决定的。美国是民主国家，两党政治，总统任期最多两届，在对华政策上都有自己的考虑，也有不同的智囊班底，比如上一任总统小布什本人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中国，对华政策采取“熊猫避险”是因为911事件发生后，出于反恐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但奥巴马却并非这样，他本人早年因思想倾向被称为“黑色马克思”，大选获胜后，曾委托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纽约)制定对华政策，该所邀请中共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美国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清单中一半内容由中方撰写。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属于开天辟地第一次，无异于对北京说：请告诉我，应该怎样与你相处才让你满意?而中国也就真开列出了一张清单，指出中美两国应该建立经济、反恐、防扩散、绿色、跨太平洋等五个伙伴关系，目的是希望美国放弃“价值观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一党独裁的执政地位。直到后来中美关系发生许多不舒服的事情，奥巴马才做了小幅调整。
北京势力渗入美国，借助的是美国的开放
毫无疑问，自中国改革开放重回世界以来，中美双方都在加强交流，但对这种交流中，除间谍活动是中美双方法律都不容的之外，中国设置的禁区远比美国多。
在90年代，国际交往被界定为四个层次，一是国与国的交往，即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二是NGO之间的交往;三是通过教育学术机构等开展的文化交流;四是各国人民之间个人的交往。但是，民主国家没想到的是：后三种交往在国体、政体相同的国家比较容易达成平等交往，但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这三种交往往往容易被后者利用，即你国NGO来我的国家办NGO，要受种种限制，而我国可以在你国创办任何组织，因为这是你国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你国媒体来我国采访，要受许多限制，而我国媒体可以在你国“纵横天下任我行”。以下是中美民间交流的各种不对等：
一、中美两国对对方国家开放媒体的不对等。中国将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华人社团当作“海外统战三宝”，直接或者间接资助了不少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当中的绝大多数已被纳入中国的大外宣体系，新华社人民网消息在美国24小时自由传播。但外国机构与企业均不能在中国办媒体，除了涉外宾馆有几个有限的外文媒体供外国旅客看之外，就只有China Daily这个中国自办的英文媒体了。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受到的诸多限制与恶劣的对待，北京外国驻华记者协会(FCCC))在年度《在华工作环境报告》中曾加以列举，近几年的报告呈现的情况用词是“恶化”、“糟糕”和“更加糟糕”，外国记者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预、骚扰以及暴力行为。这些，我在《被剪断的中国新闻自由之翅》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二、中美双方对两国在本国的NGO态度很不一样。美国(包括欧盟)在中国能够派驻的社团组织极有限，除了美国在华商会(USCCC)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社团，但大陆华人社团却在美国遍地开花，不少美国大学都有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学生会，各大城市的China Town的华人社团更是多如牛毛，中国使领馆通过他们开展各种政治性活动。中国严厉限制社团活动，美国学生在中国的大学不能成立学生会，美国各种基金会在中国成立的NGO，被北京当作美国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工具，极尽打压之能事，今年还宣布在境外NGO在华机构当中建立党支部(见拙文《党支部空降NGO，“两新组织”尽染红》)。比如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两个著名的“以中美友好为诉求”的华人(或为主)团体都出面游说，一个是杨振宁等当年发起成立的“百人会”，另一个则是美籍华人与少部分美国人组成的“Project朋友”。
中美关系在政治游说上的不平等
从法律上来说，中国不接受外国的任何游说，如果有，那也只是出于需要找一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或者友好人士递个话之类。但美国就不同了，游说是合法的政治活动。美国首府华盛顿北部有一条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的K街，这条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民间组织，每天有无数活动在此开展，并影响全球政治外交事务的变化。外国公司或政府在美国可以通过两种办法登记游说。因为说客的最大资本就是人脉，能够与国会议员接近且出入无禁的人自然是最佳说客人选。因此，外国政府或者公司要在美国开展游说，最好的办法是委托华府一些专门从事游说的咨询机构。这类机构有不少是卸任议员与官员开办。他们的工作是为雇主争取利益(按雇主的要求缩小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的分歧，或是扩大这种分歧)。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就是由在中美建交中立了汗马功劳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创办。他雇佣的人有一批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老布什总统的国安顾问史柯科罗夫特(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咨询公司)，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统计，从1998年至2004年，来自中国的游说费用累计422.53万美元。从2004年开始，这种游说扩大规模，驻美大使馆由公使衔参赞苏格领导的游说工作小组已有26人。从2005年开始，中国驻美大使馆还和Hogan& Hartson与Jones Day两家公关公司长期合作，从事对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等机构的游说工作。Jones Day的主要业务是在台湾、西藏、宗教自由和经贸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提供简报，并代为联络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美公关公司最多时曾达到8家。
由于这种活动过于兴盛，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批准一项修正案，禁止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大使，以及行政当局需要国会批准的政治任命官员在离职后10年内为某些国家政府游说，该修正案禁止为之游说的国家是美国务院指定的“存在严重侵犯人权和宗教迫害而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这个名单包括中国，而中国正好是近年来通过“游说”获益最多的国家。
对本文做个小结，那就是，美中关系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构成因素，一个是经济依存，二是民间交流。从结果看，中国很好地利用了美国的跨国公司与民间交流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而美国则相形见绌，无由施加影响。中共当年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之时，习惯性地将地下工作者称之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如今美国是“战略伙伴”，可以与时俱进地称之为“战斗在‘伙伴’心脏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9期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