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买个大奖，将来就什么都有了：可以升官，也可以发财。 |
近日传出消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阎安向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高洪波行贿，证据是高洪波写给“阎安诗友”的一封退礼信。信中说：“这套东西你说比较贵重，且当时勉强留下，只为安你的心。现在原物奉还，因为我对此类物品不甚了了，还是由你自己留下为好，或者交还你那位收藏此物的亲戚，这样我心始安，千万千万收下。”
爆料者称，阎安送给高洪波的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现在阎安本人承认，所送东西是一套古钱币。据阎安自述：“2014年春，我去北京出差，去中国作协拜访高老师。为感谢之前他给我的诗集撰写评论，我带了小米、绿豆和装有40枚古铜钱的匣子赠送高老师”，“高老师回送了我两枚印章和一幅他本人的书法作品。”阎安本人与文学圈子里的人辩称，那只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并非行贿。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正是2014年春开评的，阎安给高洪波送的那套古钱币如果是真的，可是非常值钱的宝贝，非行贿而何?
阎安行贿高洪波，再次扯到了中共官方文艺评奖的遮羞布，露出其中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去年5月，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公开指控湖北诗人柳忠秧在参评鲁迅文学奖时“跑奖”，她在博客中爆料：“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方方的爆料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但柳忠秧认为方方没有证据，属于诬蔑。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官方组织的文艺评奖差不多就是一场场黑市交易，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随着阎安行贿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评委真相大白，鲁迅文学奖的黑幕已经昭然若揭，柳忠秧的事也算不证自明。
很多人不解的是，中国大陆的作家、诗人为什么热衷于评奖。花一套古钱币，价值可能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换个鲁迅文学奖的空名，从功利的意义上讲，似乎很不值得。况且作家、诗人收入不可能很高，花钱买奖，似乎很傻。其实他们一点不傻，花钱买个大奖，将来就什么都有了：可以升官，也可以发财，食有鱼，出有车，每到一地都有人前呼后拥。有了官方身份地位后，还会有文艺女青年自荐枕席。套用一句古话，奖中自有黄金屋，奖中自有颜如玉。
在官方文艺大奖的魔力背后，是中共特有的文艺生产与管控体制。中共的文艺行业组织是一种统战组织，是“党领导一切”的权力向文艺生产领域的一个延伸，是中共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中国作协、文联的功能，是把文艺人士组织起来，按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进行文艺生产，其目的一是组织党认可与需要的文艺作品，二是防止文学家、艺术家离经叛道，成为中共的异己力量。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党的特殊要求之后，就必须给予相应的回报，那就是用财政的钱把作家、诗人、艺术家养起来，并且让其中一部分人有官可做。中国作协、中国文联都是正部级机构，党组书记、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都是正部级待遇;各省文联、作协则是正厅级机构，相应的主官则是正厅级干部。
文艺这种东西，很容易就成了体制的反叛力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就产生了一大批反体制作家。给官做，的确是中共的一着奇思妙想，它成功地将中国作家笼络起来，使他们成为一支稳定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的作家，一边要创作作品，一边还要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得到体制的认可，到时候能够弄个一官半官，过上人上人的幸福生活。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文艺生产不是为人的文艺创作，而是为党和国家而写作。在中国大陆，也有文艺的消费市场，但在作家的骨子里，真正的买家是党和国家。党和国家给作家付工资，提供一切福利待遇，给官做。作家和艺术创作作品之后，有很多机会由国家资助出版或者排演。文艺创作，成为了一桩“国家买卖”，正像股灾时期的中国股市，国家成了实际的买家和持股者，投资者和股民反而完全退出，成了旁观者。
如何将文艺作品卖给党和国家呢?党和国家豢养大批文艺工作者，也不是让大家吃白饭的，好坏你必须有自己的作品。作品好坏，读者或观众喜不喜欢，自有文艺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规律。但糊弄于一时，糊弄一些人，也不是没有可能。设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时不时评出一些获奖作品和获奖作者，就是文艺糊弄人民的好方法。拿了奖的人，就有了资本，可以当作协主席副、主席。这正是阎安、柳忠秧们汲汲于拿奖的原因。
这些所谓获奖作家、诗人实际上是一群没有灵魂的人，岂止是灵魂，实际上他们都是出卖灵魂的人。中国作协的衮衮诸公，与各省作协的主席副主席相比，可能丝毫高尚不到哪里去。高洪波先是收下“阎安诗友”的古钱币，再退还回去，决不会是像他自诩的当初只是怕不收的话“阎安诗友”会心生不安。他退礼的原因只能是两个：一是他可能断定古钱币实为假古董，二是现在反腐风声疾，留着风险太大。
